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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其中至少有一个重要的隐情：在《汉书》成书的时代，根据官方的主流观点，王凤“必须”是一位奸臣。否则就无法给王莽下结论，因为王莽篡政的根源在王凤身上。如果没有专权的王凤，就不可能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继续专权直至篡位的王莽。王莽更“必须”是奸臣，否则便无法解释东汉政权的合法性，更无法警诫后世臣子中还胆敢有如王莽之痴心妄想者。

但是，如果以事实说话，王凤的“奸臣”形象便很难立得起来。

于是史家唯一的选择，便是不给他单独列传，把他的“负面事件”全部集中到“元后传”中去叙述；却让更多的“正面事件”散见于其他各处，并且尽量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唯有如此处理，方能使王凤这位“旷世奸臣”的形象得以成立，并且历经千年而不倒。

即便是在史家高超的处理技术之下，通过散落于其他各处的事实，我们也不难依稀感觉到，王凤总体上还是一个比较受人尊敬的集权者。即使是政敌们对王凤的攻击，也大多只能集中到所谓的“专权”上来。

作为朝中首辅，“专权”本身并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缺点，周公和霍光辅政的时候，专权的程度怕是不知道要高出王凤多少倍，但他们的历史形象却没有王凤这么不幸。

史家对王凤的种种指责都可以归结为一点：他的专权行径“欺负”了可怜的成帝。

但史家显然忘记了这样的“历史正义感”：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同情某一个人——即便是至高无上的天子——而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在天下苍生面前，皇帝一人的生死荣辱是微不足道的，甚至皇室家族的兴衰也不应该成为政治伦理的唯一参照；总不能让天下亿兆人民为了某一人或某一族人的荣华富贵去付出惨痛的代价。

看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无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悲哀。我们今天的读书人未必就有资格去同情2000年前的撰史者，正如那些葬身双子塔的美国人未必就有资格同情丧命于街头爆炸的伊拉克人一样。

成帝“临朝渊嘿、尊严若神”。他善修容仪，目不四顾，手不指人，语言表达从容不迫，举手投足间无不体现出穆穆天子之容，堪称偶像级的帝王气质。但是，这位表面上风度翩翩的皇帝显然并不具备君临天下的基本素质。

在这样一位“绣花枕头”式的皇帝统治之下，假如没有王凤专权，或者假设由他的政治对手王商来主持帝国的朝政，就凭这样一群只知道是古非今的儒生，成天捧着他们奉若神明的“经义”来指导现实，恐怕泱泱西汉帝国的土崩瓦解就不会推迟到几十年之后了。

史家虽然没有进而追索王凤专权的动机，但却无法回避三个基本的事实：

其一，王凤本人并非贪恋首辅大臣的权位。“王章事件”平息之后，他在完全取胜的情况下，却丝毫没有“小人得志”的惬意，反而变得心灰意冷，决意要隐退，是谋士杜钦的苦苦相劝才让他打消了退意。

其二，王凤本人的后代并没有登上帝国的政治舞台。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子。如果没有儿子，或者他的儿子有重大缺陷不适合做官的话，史家定然会当作“罪有应得”的报应来渲染一番的。

即便他是有女无子，无论如何也应该弄出点儿什么动静出来，或者秉承乃父的强势作风，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就像王莽的女儿那样）。无论哪一种情形，也都应当在史书中留下痕迹，哪怕是一笔带过。

但是，关于王凤后人的信息，竟然一点儿蛛丝马迹也没有。这种悄无声息的状况非常不符合班氏治史的逻辑。

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王凤根本就不想让他的后人前赴后继地卷入帝国的政治漩涡中来。他小心翼翼地把他们置身于政治之外，更不会在社会或官场中去招惹是非，因此，无论当世还是后世，几乎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如果王凤因为某种私心而专权的话，那么他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荫及子孙还是及时行乐？

其三，王氏兄弟们的奢靡腐败常常被当作王凤“因私”而专权的一个重要罪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蒙冤2000年的柱国良臣（2）

“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

“郑女”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色情品牌，就像前些年国内声色场所中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