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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却说，一直到１９４１年的１１月，才由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１１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１２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而您在１９７７年３月４日给贾兰坡的信中却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１８日到２１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我们觉得这些说法有点互相矛盾，因为如果按照裴文中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的电文后，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你们的回忆又是在１１月中旬左右？您能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承志：准确的日期我现在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反正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笔者：息式白？息式白是什么人？男的女的？

胡承志：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２０岁出头，英文名的音叫赫斯博格。她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笔者：那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其实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承志：对。息式白找到我后，对我说：“博文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笔者：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承志：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笔者：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杨钟健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他们要避开裴文中，而让秘书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承志：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另一个地方，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笔者：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的问题似乎算不上一个理由？

胡承志：这我就说不清了。

笔者：在这个环节上，博文会不会是在有意避开中国人，有搞鬼的意思？

胡承志：博文搞鬼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笔者：但问题是，胡顿也是美国人。而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人是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的。再说，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就有打算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承志：这我不知道，无可奉告。

笔者：那么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承志：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息式白走后，我感到此事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把息式白通知马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问怎么办？

笔者：裴文中是什么态度？原话是怎么说的？

胡承志：裴文中说：“你赶紧装吧！”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笔者：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

胡承志：这个人叫吉延卿，是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人无法将大木箱从三楼抬到一楼去。

笔者：吉延卿这人现在还在吗？

胡承志：早不在了，大概在１９４５年前就生病死了。

笔者：请您详细谈谈装箱的具体情况好吗？

胡承志：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装箱。

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１２０厘米长，７０厘米高，３０厘米宽；大的为１３０厘米长，３０厘米高，７０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