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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哩，多给！多给了豌豆！哎，赛过栗瓤儿—！’你的柳活儿再好，学得再像，观众也不乐。但你要说它是音乐，观众就乐了。为什么说它是音乐呢？您听它的曲子是不是‘　223…223…12332…16122—’这就是巧。其实这叫卖声谁都熟悉，但你就是没想到它是音乐。我这么一说，观众就乐了。”……我们这样儿聊了一会儿；侯先生忽然说：“我好像有点儿想起来了，我是到电影学院讲过一回课……”

二

2002年，我应邀参加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侯宝林诞辰85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大家的发言除赞誉他的艺术成就外，人们一再提起的地方就是他拜年和仗义疏财的事。这些故事每个都很感人，同时还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崇高人品。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贺健女士在发言中提到，她在到中央戏剧学院出任表演系语言教师之初，为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而苦恼，欧阳予倩院长就把侯宝林推荐给她。就这样，贺健便与侯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她就前往请教。而每次去，侯先生都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使她在教学中获益匪浅，取得不小的成绩。当时人与人之间是从不讲究请客送礼的。为报答侯先生，她想到了拜年。但是，她却不曾想到，她接连好几年前去拜年，竟没有一次见到过侯先生！原来，她去拜年时，侯先生早就走了。而每次他家里人的回答总是：他给别人拜年去了！

侯先生究竟是到哪里？又是给谁去拜年了呢？

全是他的恩人。

这就要说到他给老舍先生拜年的故事了。

在侯先生一生里视为恩人的人中，首推老舍。说到这里，就涉及侯先生一生的创作活动了。建国之初，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百废待兴的伟大时代。但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一样，当时我们党在领导文艺方面的经验尚不十分成熟。极“左”的东西基本在左右着文艺活动的方向。相声就是在那样一种背景下，遇到了一次不应遇到的大劫难。

有一次，曲艺工作者下工厂为工人演出，但在演出中，有两位相声演员虽然热情很高，但却拿不出新段子。结果在说老段子时，因其中有一些“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儿子”之类互相占便宜的语言，让工人群众很反感，当场便把两个演员轰了下来。这件事在当时文艺界领导层中引起了极大关注。最后竟认为：“相声是以讽刺为主的艺术形式。现在是新中国了，你要讽刺，讽刺谁呢？”因而得出结论：“相声不适合新社会文艺发展的需要。”将这门艺术取缔了。这一来不要紧，一下使得许多专靠在天桥、西单或鼓楼等地撂地卖艺的相声艺人没了饭碗儿。严重时，有些艺人已经到了饿肚子的程度。

为挽救相声于危难，以孙玉奎、侯宝林、罗荣寿等几位艺人为首，发起、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这个小组一成立，第一项任务就是怎样创作符合新社会需要的新段子。然而，当时的相声艺人大多没有文化，让他们创作新段子自然有困难。为此，他们想到了老舍先生。不过，他们又怕老舍不同意，因为老舍是全国知名的大作家，“他会帮我们写相声吗”？最后，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老舍。据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讲，当时老舍先生刚刚应周总理之邀从美国回来，住在北京饭店。侯先生见到他后，讲了相声界当时的困难处境。老舍先生马上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以自己抗战时在重庆就写过相声，还说过相声为例，认为相声应该存在下去。侯先生等听了非常高兴，问老舍先生能否给他们写几个段子？老舍先生当即慨然应允，只要求他们挑几个老段子给他“参考参考”。　就这样，几天以后，老舍先生就为他们改编出了《菜单子》、《文章会》等几个新段子。　相声改进小组经过认真的排练，终于在西单游艺社演出了。那天，特别隆重。当时文化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几乎都来了。看过他们的表演后，才又收回成命，允许相声继续演出。相声救活后，老舍先生除给他们提出希望，让他们努力学文化外，进一步建议提高相声的品位，还将吴晓铃、罗常培两位对曲艺有研究的学者介绍给他们。侯先生对这一建议十分重视。自打见过一面后，便“粘”上了他们，常年向他们虚心求教。而这两位学者，在后来，甚至可以说整个后半生都与侯先生一道，长期地，而且是一贯地，倾心关注相声艺术的发展，并与侯先生成了莫逆之交。侯先生对能结识这样两位学者高师也深感荣幸，并对给他们牵线的老舍先生念念不忘。侯先生之所以每年必去给老舍先生拜年；　而且要行跪地三叩首的大礼，除因为当年老舍先生在救活相声方面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