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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读书生活和他的广泛涉猎。但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见到的侯先生却是一个很有文学见地，而且涉猎广泛的侯先生。他对《骆驼祥子》可以说是熟透了，他与凌子风导演谈起祥子和虎妞时，简直就像在说一个和他们相识多年的街坊或朋友。连这两个人物该在什么场合活动，以及吃什么小吃，花几个大子儿都耳熟能详……　不仅如此，说起老舍先生的作品，侯先生竟如数家珍，篇篇都有很深的印象。当时，我正在给凌导演改编《月牙儿》，可以说整天都生活在老舍的作品当中，我竟然不知道《老张的哲学》是老舍先生的处女作，而且是从伦敦寄回国发表的。是侯先生说起，我才知道和记住的。

第三次见到侯先生是在中影公司，即“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的小礼堂。这次活动的内容，还是看老舍的影片。那天，侯先生来得很早。凌导演还没到，我怕冷落了先生，就主动坐在他的身边。我问他：“您还记得您在这儿给我们讲过课吗？”他用眼仔细看了一会儿台上说：“不记得了！　我去过的场子太多，记不得了……”我说：“您那次真把人逗坏了！”我因当年学的是表演，说话有爱模仿的习惯，就学着先生那种既高且亮的嗓门儿，讲起当年的盛况来：“这相声，讲的就是说、学、逗、唱。这要论‘说’，谁说得最好？您问问北京的曲艺界─侯宝林！这要论‘学’谁学得最好？　您问问北京的曲艺界─侯宝林……”　不想，我还没说完，侯先生竟把我的意思弄拧了。他说：“不会吧！我怎么能这样儿说呢？这也不实事求是呀！不会！”先生说时，声音不高，也没急，但眼里却鲜明地流露出充满克制的愠怒。我这才告诉先生：“不！这是您在给我们讲相声的讽刺功能举的例子，意思是形容一个人的自高自大。”侯先生听了，脸上才又重新浮现出平日常有的那种谦逊的笑：“噢！那可能是我的现挂。这是我们的行话，意思就是临时抓的词儿。讲讽刺说别人儿不好，只好说自个儿。不过，我记不得了。”

侯先生的那次讲课恐怕是“文革”前电影学院客座教师“上座儿”最多的一次了。

那是1961年，为度过经济困难，电视台经常搞“笑的晚会”。学校也要求我们表演系的学生学说相声和编写喜剧小品。侯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邀到我们学校去讲课的。在此前，学校曾请一位著名画家讲课，因事前考虑不周，将讲课地点安排在了这间小礼堂。结果，全美术系的同学虽都到齐了，但小礼堂仍显得很空荡，弄得那位画家不太高兴。所以这次请侯先生来，便接受了上次的教训。除要求表演系同学都必须来外，还通知了导演系也必须都来。但就这，也只坐满了小半场。然而，侯先生大约对艺术院校学生较少了解，所以一点没以为意。讲课时，仍像平时在舞台上一样充满了激情。但是，他讲了大约不到一小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先是美术系的同学得知侯宝林来讲课，纷纷向老师请求前来听课。接着摄影系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美术和摄影虽与表演无关，但毕竟属于艺术门类。前来听侯先生讲课，说勉强，也不勉强。又过了一会儿，工程系录音、化工、机械三个专业的同学也来了。这就有点离谱儿了。其实；　与其说是学生想来，不如说是老师也想来，所以才有这样儿的结果：整个小礼堂就像平日看电影一样，坐了个满满腾腾。相声与侯先生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侯宝林先生二三事（2）

侯先生讲课与别人不同。他不是讲完一个观点，而后没完没了地去做推理和论证。他讲课也有论点。但每个论点都很短，一般就是他们行里的一句术语，甚至就是一个词儿。然后就对与他同来的郭启儒先生说：“咱们来一段儿，给他们说说……”所以，整个堂课几乎就是一次用演讲串起来的相声经典大荟萃。整整四个小时，全场一直笑声不断。　那天，侯先生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他每讲一段，就要翻开他带来的小本子看一看，然后把每个段子之前那些铺垫都十分精练地说一下。等到该举例的时候；　就用他和郭启儒先生的表演来完成。那天，他涉及到的段子有《关公战秦琼》、《改行》、《戏剧与方言》、《戏剧杂谈》、《夜行记》等等。还有一些可以很好地说明相声的规律，但并不完整的段落，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他讲，“喜剧有个规律，就是你把生活里正常的逻辑倒过来，观众就得笑。比方说：‘萝贝赛梨—辣了换！　’你要吆喝成‘梨赛萝贝—甜了换’，观众就会笑。卖白薯都说，我的白薯赛栗子。没有一个卖栗子的说我的栗子赛白薯的……　”“另外，巧，巧到出奇，也可致人发笑。比如卖豌豆……”他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