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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人民基本的生存问题。现实是最好的宣传家，失业、饥饿和前线失败很快地拂去了政客们的鼓噪，政治高压引发了人民群众更强烈的反抗，列宁的观点在工人和士兵中复苏，革命按照历史的逻辑迈向了新的阶段。

七月底，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工厂的地位已经恢复，并更坚决地投入斗争。伏洛达斯基在7月27日布尔什维克大会上作报告：“我们在工厂内有了一种巨大而无限制的影响。党的工作，主要是工人自己来做的。……组织从底下生长起来，所以我们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这组织将不会涣散。”

喀琅施塔得水兵也从被弹压后的短暂消沉中恢复过来，在8月2日召开的水兵*上提出：政权交给苏维埃；调遣哥萨克、宪兵和警察上前线；废除死刑；允许喀琅施塔得派代表前往皇村，看看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否在严密关押之中；解散“敢死营”；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等等。海军上将梯可夫命令各战舰卸下红旗，改挂传统的圣安德烈十字旗，喀琅施塔得水兵拒绝了。

此后，整个舰队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赫尔辛基一个代表在七月底的报告是很有趣味的：“在小舰上，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占优势，但在大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所有水兵不是布尔什维克派便是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的人。……但自从7月3日至5日（俄历）事件之后，刚古特号、塞巴斯托普号、鲁里克号、狄安娜号、格罗莫步号和印度号，也走到我们方面来了。如此，我们手里拥有庞大的战斗力量。……7月3日至5日之事变教训水兵好多的事情，教育他们：仅仅情绪高涨是不足以达到目的的。”

苏维埃在政治上的复活，恰好与它的布尔什维克化同时，是从下层开始的。在彼得格勒，首先是各区联合起来。8月3日，各区苏维埃联席会议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执行委员会，他们要求解散杜马，立法保障士兵委员会组织不可侵犯，恢复左派报纸，停止解除工人武装，停止大规模逮捕，约束右派报纸，停止解散兵团，废除前线死刑。《消息报》每日发表苏维埃、工会、工厂、部队等的决议案，要求解散杜马，停止压迫布尔什维克，停止宽容反革命。

7月26日到8月3日，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没有参加会议。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等人组成主席团，领导大会工作。大会上，171个代表填了调查问卷，其中110人共坐了245年的牢，10人共做了41年苦役，24人共受了73年流刑，55人共充了127年军，27人共流亡国外89年，150人共被捕549次。这是个“职业革命家”的会议。

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大会记录记载：“中央委员会四个委员得到票数最多，列宁在134票中得133票，季诺维也夫得132票，加米涅夫得131票，托洛茨基得131票。除这四人之外，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有：诺根、柯仑泰、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赖可夫、布哈林、阿琛、越飞、乌里茨基、米柳亭、洛莫夫。”

这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值得特别关注，两个月后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动了十月革命。在斗争高潮来临之前，一个使布尔什维克主导革命进程的时机出现了——科尔尼洛夫叛乱。

出版后记（杨书澜）

2003年4、5月间，正是北大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热销阶段，一位著名的大学社社长问我，现在你最想做的书是什么？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历史系列丛书。”这位社长眼睛一亮，然后又接着问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历史大部分是人物，是事件，可以说历史就是故事（内在地说，历史就是人生），所以历史系列丛书具有天然的大众性。另一方面，同个人要进步、要发展一定要吸取自己走过的路的经验教训，同时要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的民族要进步，国家要发展一定要反省自己的历史，一定要睁眼看世界；消除我们封闭的民族心理和缺乏自省的国民性，有赖于读史。”记得当时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北大出版社年轻的一代领导者，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出版家的眼光和文化担当意识，于2005年决定成立综合室，于学术著作、教材出版之外，确定学术普及的出版新路向，以期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尽北大出版人的一点力量。这样，我的这个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其时，社长任命我为综合室的主任，制定综合室的市场战略、十年规划、规章制度，带队伍，日常管理，催稿、看稿、复审等等事务，使我无暇去实现这个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