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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变化不定。这是不容犹疑退缩之事，而是必须履行的逻辑，是法学家们在将战争规则合理化当中认可的一个逻辑。单个人毕竟不能发起战争；没有理由只依靠一个人战斗，而不依靠其他男人的参与，这些人之间都有相同程度的亲属关系。这样，两个同父母的兄弟便不能成为对抗的两方：但是两个异母兄弟，不同母亲生的儿子，由于属于不同的宗族，很可能会对抗起来（他们共同的亲族则有义务保持中立）。因此，整个地区就会出现联合。战争双方共有的支系堂兄弟不必参加。如果属于不同支系，他们会加入到与其关系较为亲近的一方。

这些考察指出了在宗族血缘关系和封臣关系之间存在的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在其他方面也是大多如此，特别是在每一方承担的义务方面，布洛赫认为后者是亲族关系的替代物。除了缺乏本质的等级区别，亲属关系是一条其结果不可避免的纽带。一旦确认并接受，它就不可改变。然而，如果封臣发现自己遇到义务之间的冲突，他可以宣称亲族的重要性高于其他，通过精明的诡辩，相应地分配他的军队或者财产。在亲族援助不受限制和同祖堂兄弟的义务之间，至少会有一个弟兄的参与。

荣誉与家庭策略（2）

在博韦的宫廷里，情感不被承认为法律上的依据。博马努瓦在谈到私生子时暗中提到了这一点（确实，私生子只能算是半亲属，因为他们没有继承权，但同时在有关禁止通婚的法律规条里，他们又属于明令禁止之列）。他说，私生子与他们的同父异母兄弟有着天然的感情（并且是利益共同体！）。“血亲朋友”纽带的严密可以清楚地显示这个问题，但这位法学家依然担心其他力量的动员。因此，他回避了这样一个争论的陷阱，即亲戚必须彼此提供援助，因为这对他希望维护的公共和平具有破坏性。个人总是有拒绝发动战争的倾向，以规避战争的种种危险；如果是复仇者，他们可能拒绝讨论和平。另一方面，他们有权背弃裁判当局的希望，拒绝妥协，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私人利益能够凌驾于家族荣誉之上。战斗部队是为某场特定的战斗而被组织起来的；它没有真正的等级或严密的权威结构。

在抽象的观念范畴里，“无差别血缘出身”有利于私人战争理论。但在实际运用中，这个理论被调整变更了，更看重父系家族的堂兄弟。博韦人并非是充满想象力的康沃尔人吗？他们法律的逻辑是从骑士意识形态经历漫长演进而来的，记述性的和外交的材料给我们呈现了这种演进过程。

在结论中，我们来考察一下亲属关系功能和家族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当我们提到亲属关系功能时，这里限制在父子关系（婚姻将在后面进行探讨），我使用“功能”一词，其意义类似于数学中的含义。亲族关系导致了人们之间平等的关系（所有的人都享有相同的荣誉），没有亲疏区别（堂兄弟和弟兄之间应该得到同样的帮助和情感的），而且互助是慷慨的而非出于强制。荣誉是亲族联合起来保持和利用的社会资本。随着每次重构机会的出现（不管是谋杀还是婚姻），都会给这个群体的等级和成分带来疑问。所谓的封建社会承认在所有世系中这样的“血亲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可能性，事实上，这种可能经常可以实现的。格兰德迈斯尼勒的威廉辉煌的姻带来了“他的亲族的巨大荣耀”，骑士强盗—圣邦杜的威廉在内斯勒被绞死时；他的堂兄弟不得不忍受羞辱。尽管他们没有参与他的罪行，也不怎么同情他的遭遇，但是他们向圣路易抱怨；结果是徒劳的。如此广泛的联盟确实不能阻碍个人。相反，他们使他能够索要到进行帮助的回报，从一个宗教性机构敲诈补偿，或者像寄生虫一样倚靠堂兄弟生活，或者为了运动的快乐和战利品的希望去当兵。贵族的团结联盟是贵族自由和社会地位的基础，是他在公众竞技场中获取财富和名誉的跳板。

因此，准确地记住所有的祖先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考察中世纪人们的未有系统阐发、处于纯粹状态下的家族意识时，它看起来与我们的同宗意识一样；整个世系存在着亲缘关系，女性和男性都一样。以康布雷的圣奥贝尔修会成员，瓦特雷洛的朗贝尔为例，他出生于1108年，1152年编订了自己的系谱。这个文献没有经过有意识的处理，因为它是牧师的作品。在处置朗贝尔最初的血缘关系——一个中等家族或者较小的贵族——时，他所在的办公室给了他相对的自由。朗贝尔对他父亲和父亲的祖先都很感兴趣；但他也不愿忽视他母亲的家族，每一边都列举有相同数量的亲戚，因为他母亲的家族似乎比他父亲的家族更“荣耀”；许多在修道院帮助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