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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是方山易学的传人。方山易是什么呢？学佛的人都知道是唐代的“枣柏大士”李长者所创，他写了四十卷《新华严经论》，把《华严经》和《易经》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用《易经》的框架、六十四卦的框架来阐述《华严经》。这位老太太叫林际微，她把方山易的秘笈对本光法师倾囊相授，所以本光法师又成了方山易学的传人。我跟本光法师前后二十多年，感受很深。从佛教的基本教义、唯识学的大义、般若中观的精义、华严的体系、禅宗的修持、禅法的提持等各方面，本光法师都一一作了交代，涉及渐修、如来禅乃至祖师禅。

史：本光法师传授学问的特点是什么呢？

冯：本光法师的确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说，佛法要学好，儒家、先秦诸子、孔孟老庄荀这些都要学，法家的韩非、商鞅这些也要学，《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这些更要学，唐诗宋词要学，《金瓶梅》《红楼梦》也要看，乃至西方的，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也应该学，马克思、斯大林的也要学。特别是斯大林的，为什么学斯大林的呢？因为斯大林的东西有极高的斗争艺术。毛泽东思想更要学，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当代中国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老先生当时就是这样指导我们的，他说你们别犯傻，去学什么“老三篇”，什么《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这些不要看。你们要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一类文章，这些是大智慧的文章。1969年我皈依本光法师的时候，他就这么“胆大包天”地说。正是因为这些老和尚、老一辈有这样的胆识，敢于这样教化，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学得入木三分。他的教育方法对我们来说，入骨入髓呀！

冯学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4）

史：这样看来，您在青年时代能跟着这样了不起的老师求学，也是有着非凡奇遇的啊！

冯：这就是缘分啊！那个时候，我在江油有海灯法师，回到成都有本光法师，于是根本就不闹“革命”，也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几乎天天跟在这几个老和尚身边，亲近他们。那个时候一穷二白，大家都没有钱，但是有的是时间。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之下，他们怕传统文化的传承断绝在自己手里，也愿意把他们的所学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教出来。正因为如此，当年这些老师特别是本光法师给我奠定了综合的国学基础，孔、孟，老、庄，佛教，包括西方的哲学。后来我在监狱里面，一待就是八年，好在有这样的基础，就像牛吃了一肚子的草，在一个僻静处，细嚼慢咽地反刍一样，把前些年在那些老先生、老和尚那里受到的教育、获得的知识慢慢消化，慢慢整理，慢慢去感受，慢慢地体会。这八年监狱生活确实相当于“闭关”，没有妄想可打，到那里就是死心塌地去干这个事，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得精神病。靠着这些古今中外的文化理论，我才能平安地从监狱里“活”出来。

史：我知道您在上世纪80年代，除跟本光法师学习以外，也跟贾题韬老先生很亲近，算得上是贾老最看重的学生。贾老曾经跟南怀瑾的老师袁焕仙老夫子一起创办维摩精舍，是现代佛教居士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精通禅宗及法相唯识净密诸宗，在道家的丹道功夫上也非常出名。谈谈您跟贾老学习的情况吧。

冯：我最早认识贾老是在1974年，但真正亲近他老人家，是1983年从监狱里出来才开始的。贾老算是我在学修上的“博导”。记得李绪恢老师带我去见贾老的时候，介绍说这个年轻人在禅宗上有较高的造诣。贾老对我一点也不客气，完全是一个老禅师要跟我见“真钢”。他问我：“你给我说说看，你现在都有什么见地？”我当时很年轻，胆子也大，就上前一步大声跟贾老说：“好，您听着！”结果半天没有下文。贾老很奇怪，就又问：“我听着呢，你说啊。”我接着大声说：“我早就说完了！”贾老很高兴，说：“好！年轻人，有来历！”从此贾老对我也就另眼相看。那时候刚恢复宗教政策，贾老已经七十多岁，也是刚平反不久，担任省佛教协会的秘书长。从那时起一直到1995年贾老去世，我差不多都跟在他身边，一边学习一边当助手。1987－1988年期间，贾老在成都文殊院开讲《六祖坛经》，当时我是总招待、总接待、总侍者，招呼应酬全是我的事。那时贾老住得远，交通很不方便，我就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加了一个座，变成了一辆简易的人力三轮，成都人叫它“火巴耳朵”。我每周到时间就骑上“火巴耳朵”去接贾老上课，上完课又骑车送贾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