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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就当副总经理，月收入九千了。而且我喜欢收藏，成都是个好口岸。1979年我变成上衣有四个口袋的“知识分子”后，就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有高级趣味的人。那时便开始收集传单、小报、像章等。上世纪90年代成都古玩市场兴起，也是我的收藏突飞猛进的开始。到1993年，我收藏的“文革”艺术品就装满了十几个箱子。

有个插曲，离开宜宾，我本来要去投奔牟其中的，他给我回信要我去。幸好走到成都就没走了，去了还要漂泊。

1993年至今：经商、收藏、建博物馆

陈：说说收藏吧，“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基础与核心就是这个。90年代你非常狂热地收集“文革”瓷器，这是怎么回事呢？

樊：主要是从收藏价值上考虑。瓷器本身存在收藏的悖论，它易碎，但收藏得好可以保存一万年，加之图案形象生动，有立体感，所以传统收藏以收藏瓷器为主要内容。“文革”瓷器贵重，几乎都是制作精良的官窑作品。中国瓷器从汉代开始，几千年都是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主题，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红光满面、挺直腰杆的工农兵形象，好像一条艺术之河在这里拐了个弯，一晃十年，很快流走，又回到传统的主题上去了。“文革”瓷器是“文化大革命”的“清明上河图”，所存不多，我这里有四万多件。

问：能说说你对收藏有多狂热吗？

樊：一般是得到哪儿有“文革”瓷器的消息，就马上按到（赶到）那儿去。有一次我在外地买到一座真人大小的毛主席塑像，坐飞机过安检时这类物品本来都要求严格包装的，可我时间太紧，就不顾一切地抱着塑像安检，那时安检也不比现在严格，居然顺利通过。后来在飞机上我也抱着塑像，生怕摔着，非常紧张，水也不能喝。一位好心的空姐给塑像找到一个空位，我给塑像系上安全带，并坐在旁边扶着。塑像引起了乘客们的注意，每个乘客都想伺机摸摸。

还有一个文物市场上的熟人，我们都叫他陈二胖。他在小关庙开了一家羊肉汤锅店。一次，我去他店里吃饭，看见一座毛主席塑像赫然立在店中央。先央求他卖给我，他不肯，我只好甩下八百元钱，抱起就走。更好耍的是后来他遇见我，说自从我把塑像抱走后，他的生意就垮了，因为合伙人与他在经营方向上出现分歧，导致了分道扬镳。

陈：所有瓷器藏品中最让你激动的是什么呢？

樊：应该是毛主席的塑像吧，我至少收藏了二十座。这些塑像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毛主席各个时期的形象：有他读书阶段的，有年青时“行走江湖”的，有井冈山当红军时的，有解放战争年代的，有开国大典上的，有逝世后纪念堂里的；有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有和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在一起的，有分别和斯大林、林彪、华国锋在一起的……每座塑像姿态各异，毛主席或挥手，或背手，或拿烟卷，非常传神。毛主席对中国的影响持续时间很长，可以说直到今天，他对每个中国家庭都还有影响。所以毛主席像的收藏极具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毛主席对四川的态度体现在一句语录上——“四川很有希望”，我收藏到写有这句话的碗和泡菜坛子。新希望集团的老总刘永好说这个坛子应该是他们的，向我要，我说我们建川公司沾一个“川”字，也该是我们的嘛。

陈：你在十年前着迷于瓷器，后来好像转向了？

樊：瓷器光鲜，有图像，价值不菲，但还停在“文革”文物的浅层次。六七年前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书信、日记、检讨书、照片、遗书和外调通知、抄家收据、揭发材料等，才能深入地反映那个年代。我已经收集了几吨检讨书、几万本日记，力图留住“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人们的心路历程，这些现在还没有展示。我的“文革”艺术馆分为瓷器、像章、票证、镜鉴、座钟、宣传画、生活用品、音像、知青生活等几大分馆，没有上述这些深层次的材料。主要原因是现在离“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间还太短暂，就像拍照时太近无法对焦，无法把眉目看得清楚，所以恐怕要再等二十年才能理智客观地看待“文化大革命”。

樊建川　我一直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3）

陈：如果说刚开始收藏“文革”文物时，你是出于“趣味”和“甩了可惜”的想法，现在你的收藏动机好像发生了“微调”？

樊：“文化大革命”过后三十年，中国处在变革时期，一场从首都到直辖市、省城、县级市，再到乡村的“大拆迁”“大搬迁”正在进行。人们为了追求新生活，大量丢弃旧物，制造了一场集体无意识的销毁记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