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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

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

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

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

答词，向中共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他们告诉我，他们在

抚边已休息了四天，急待我来共同商定今后军事方针。我们慢步走进了这个月三十户人家的

抚边，住在那里的一些中央各单位工作同志，闻讯都赶出来欢迎，我笑着向他们挥手答礼。

毛泽东和他那时的太太贺子珍住在集镇南端的一所房子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军事委员会、

总政治部等机构，则挤住在集镇的中段，他们将我安置在北端的一所店铺内。那间敞开门的

店铺，柜台内是我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我的随从人员。

这时一方面军大体在休息状态中，彭德怀所率的第三军，董振堂所率的第五军，罗炳辉

所率的地十二军，正向抚边北面的卓克基地区集结，林彪的第一军则在懋功附近。所有各方

面的主要警戒任务，概由第四方面军负担。第三十军在懋功以南，阻遏着雅安方面敌军的尾

追，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仍在懋功北川一带与东面的敌军激战，第四军则在松潘附近屏障北面，

防阻敌军的南下。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们，那时大多集中在抚边。张闻天原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

会委员长，遵义会议时被选为中央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是遵义会议新选出的中央

政治局委员，仍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军事委

员会副主席，前者兼任红军总司令，后者则主管军委会的日常业务。被遵义会议解除中央书

记职务，仍任政治局委员的秦邦宪，这时代理负伤未愈的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们五

位和我是当时在抚边的六个政治局委员。此外，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川湘鄂黔边的

第二方面军，王明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则赴卓克基疗伤去了。

除了五位和我朝夕在一块的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刘伯承和任政治

保卫局局长的邓发等，那时也在抚边。其余如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主要将领林彪、彭德

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左权、元老人物林伯渠、董必武等，因职务不在抚边，我都

未曾见着。

一阵赤诚的欢欣过去之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在当晚的聚餐中，要

人们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毛泽

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妙

论。秦邦宪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

辩，我在优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饭后，朱德陪我回住所，他一坐下，打开话匣子就如长江巨流，一泻千里。他讲得有时

兴奋，有时悲痛，和盘托出了当时的遭遇和心境。我们就这样谈了一个通宵。我和朱德当晚

的剪烛话旧，假若当时能记录下来，也许是中共最有价值的史料。现在事隔多年，记忆依稀，

我只能录其梗概。

朱德这位老战士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奋斗经验，叹息着向我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

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他在说明这一

点时，指出八个月前一方面军由江西西行，人数约九万，中经数不尽说不清的险阻艰难，到

达懋功时只剩一万人了。林彪的第一军团人数最多，约为三千五百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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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三千人，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到两千人，罗炳辉的第十二军只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