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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的一些重要史实。由于此文写于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之际，因此可以排除那种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

李俊臣当时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写道：“我认为，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参考资料，颇具史料价值。”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七月十四日，抵沪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七月二十二日。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在七月二十二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因为第九卷第三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发行”，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在七月一日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呢？

不过，考证了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新青年》实际是在八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疑义。

以后，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查到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有署名。从文中提及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指共产主义小组）在“去年”成立，而文章又记述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经过，表明此文是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写的。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这里，非常清楚地点出了“七月二十三日”这个日子。报告是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写的，对于“七月二十三日”不会有记忆上的错误。

不过，仔细推敲一下，又产生新的疑问：因为代表们“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会在当天开幕。

陈公博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沪。很可能，在七月二十三日抵沪的是周佛海——因为当时上海与日本之间通信靠船运，从日本来沪也只能坐船，颇费时日。何况，他不在东京，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鹿儿岛。

不过，这份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大”开幕之日绝不可能早于七月二十三日。

详细探讨这一重要课题的是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他在一九八○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

邵维正的论文，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证，即（一）从代表行踪来看。（二）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来看。（三）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

他的论文最后推定：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幕。

董必武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谈中国共产党“一大”时，曾说：

“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哪〕个说得到的。”《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六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邵维正的论文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受到了胡乔木的赞许，并荣立二等功。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为邵维正的论文加了如下编者按：

“本文作者依据国内外大量史料，并亲自进行了多次访问，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证。此文以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和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一大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十三人，从而解决了有关‘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关于邵维正的最重要的论证，本书将在后面述及。

不过，现在虽然已经查清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幕，但是考虑到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在七月一日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此有关庆祝活动仍照旧在七月一日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