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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召开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

在如今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收《论持久战》中没有这句话，开头的话是“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但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四三、四四期合刊，仍可查到这句话。

一九四○年在重庆出版、由许涤新和乔冠华主编的《群众》周刊第四卷第十八期，发表社论《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九周年纪念》，指出：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肯定了“七一”为中国共产党诞辰：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转引自邵维正：《七一的由来》，《“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从此，七月一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每年“七一”，各地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

一九六○年，当韦慕庭见到那尘封已久的陈公博在一九二四年写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感到困惑。韦慕庭写道：

“现在中国共产党把七月一日作为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建立的日子来纪念。但对这次大会实际上何时举行来说，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说是五月，有的说是七月。陈公博写他的论文时，仅在他参加了这次大会的两年半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在上海举行’。”

韦慕庭为陈公博的论文写了长长的绪言，内中专门写了一节《大会的日期》，引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还有英国、美国、苏联的各种文献，对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进行一番详尽的考证。韦慕庭得出结论，认为陈公博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到七月三十日结束，“近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起止日期”。

只是“近乎”而已。至于精确的日期，这位美国的教授无法确定。

韦慕庭的绪言在美国发表，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们并不知道韦慕庭的考证。

北京。革命博物馆。李俊臣在工作之余，正在那里通读《新青年》。

一九六一年，当李俊臣读着《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时，对其中陈公博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产生了很大兴趣。

虽说此文是一九二一年八月的文章，发表已四十年了，不知有多少人读过它。可是，文中的“密码”，一直没有被破译。当李俊臣读此文时，才辨出文中的“暗语”。

陈公博写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

乍一看，这是一篇普通的旅游见闻罢了，四十年来谁都这么以为。然而，李俊臣却联想到中国共产党“一大”，顿时眼前一亮：

那“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之类，纯属遮眼掩耳之语，而“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那“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分明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

此文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第六部分：聚首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2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文章，是陈公博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时写的！只是因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不便点明中国共产党“一大”，这才拐弯抹角，故意指桑为槐。不过，文章毕竟记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