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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罪该死，儿子报仇就会引起接连不断的仇杀，这样报仇就不合道义了。

看到没，柳宗元的观点那是相当的儒家啊。

《春秋》肯定血亲复仇，肯定先礼后法，礼比法大，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而自从董仲舒遍览儒家典籍，写出《春秋决狱》后，后世的官员都以此为准，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都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而后定罪。一言以蔽之：原心论罪。

举个例子。

甲父乙与丙相斗，丙以刀刺乙，甲以杖击丙救父而误杀其父，或曰弑父当枭首，并不因误伤而别论。

但法官怎么判的呢？他拿出法官案头必备书《春秋决狱》，扶了扶眼镜，琢磨了半晌，道：“甲杀了乙，从表面上看，甲已经构成了弑父罪，而弑父是应该枭首的。但让我们一起来‘原甲弑父之心’就会发现，甲意在救父，误杀其父乃无心之过，行为与心理发生偏差而已。请大家翻到《春秋》第XX页，上面说，父子至亲，父病子进药，父吃药后死。吃药治病乃是人之常情，子进药而父卒是子所不愿看到的，君子原其心而赦其子。由此论断，甲无罪释放！”

看见没，古人遵循“原心定罪”来判案，其实是很人性化，很以人为本的。这也是为什么到了现代，法理和人情发生冲突时，会出现“许霆恶意取款被判无期”而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这是有悠久传统的。

27　论心乎？论迹乎？（1）

回到论心还是论迹上来，原儒毫无疑问是论心的，可到了宋朝，时也，势也，宋儒一面为了抵制佛学虚无思想的侵蚀，一面为了标新立异，开始倾向于论迹，向外界向书本去寻求答案。本着理解万岁的想法，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人宋儒也不容易，天天皓首穷经搞研究，没名没利的，看着那个因为会写几首流行歌曲而大红大紫的柳永，宋儒们那叫一个气啊。

气有何用？那会又没百家讲坛，不然上去为康乾盛世歌功颂德一番也能被封个国学大师不是？于是宋儒们开始著书立说，另辟蹊径。于是，看他们书长大的小朋友会多一些理性思维，却离“原儒”越来越远。

惟一不变的是，古往今来所有这些人，包括宋儒，都在穷极思索，考虑同一个问题。

心与道（理）。

神秘莫测的道。

道，无形无相，无大无小，却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本。

心性与天道（天理）的关系最早是孔子提出来的，但他自己也没解释清楚，所以子贡才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于是这个问题被留给了后世的儒者，一大堆人靠研究这个混饭吃，结果越研究越复杂，越解释越艰深，成了一门门槛很高的“学问”。于是朱熹跳了出来说，你们别乱搞啦，拿着纳税人的钱搞来搞去没个结果，真以为自己是红学家啊？让我来告诉你们，道这个东西和你的心没有任何联系，它存在于自然界中，格尽万物才能领会道的真谛，所以废话少说，都去格物吧！

在朱熹同学高音喇叭的鼓吹下，大家都认认真真地去格物，希望通过推究事物的原理来总结为理性的知识。

于是，又回到王阳明躺在石棺里苦苦思索的那个问题，论心还是论迹？

这个问题讨论了上千年，直到今天依然聚讼纷纭。

阳明身后五百年，经济学家吴敬琏。

吴敬琏晚年最郁闷的事一定是网上盛传他“深陷间谍案”，说他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而被国安部门带走。

这是哪跟哪？吴敬琏当年力主市场经济改革，多次上书中央，是扭转历史走向的著名学者，不缺名不少利的，我要是他，也不会在古稀之年做出这种晚节不保的蠢事，可为何就是这种不靠谱的谣言在坊间流传甚广？难道网友们《货币战争》看多了，迷信阴谋论，全得了受害狂想症，今天觉得华尔街大鳄虎视眈眈要吞掉中国，明天又担心金融寡头们正端着酒杯，嚼着雪茄图谋颠覆地球？

吴敬琏人格有多高尚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不会去做这种愚蠢的事。事实上，这几年主流经济学家的名声一直不太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他们声讨围剿。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天，在各种欲望涌动的弥漫下，人们不仅怀疑普遍观点的有效性，而且怀疑表达这些观点的人的动机。

吴敬琏就曾经抱怨说：“对于改革中出现的反思，我们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而不是去问持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