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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的配置位置等，必须予以确定。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工和自然的地形。至于两岸陡峭的河道、究竟是天然的，还是人工挖的运河，对于一个坦克部队指挥员来说，无关紧要，不论它是怎样形成的，反正都是越野运动路上的一个障碍物。高地的反斜面，矿渣堆，或者石砌的农舍，都可为坦克规避直瞄火力提供掩护，这三种地形地物都在同样的军事地形之列。

如果说人类对地形所起的作用至今还是相当有限的话，那么为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地形研究一直都与自然地理学有关，就不足为怪了。在回答军事问题中所涉及的比例，注意细节和测量成果，同样也有助于解决地貌学家所关心的有关形成各种地形的过程和结构的各种问题。自然地理学文献中，强调某些类型的地貌、地形和自然环境，在以往的和潜在的战斗场面中表现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些情况下看来，现行的一些勘测范围因为与战争同时有关而受到重视。人们对沙漠地的关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另一些情况下，有的研究项目因可能有军事意义而受到重视，但事实证明在学术上有意义，而在军事上则毫无意义。本世纪五十年代，对斜坡的大力研究，因为其可能对坦克行动有影响而得到了美国陆军提供的资金，但就这一方面而言并没获得惊人突破。军事上，对某些地形地貌表示关注，而促进了学术界重视，这是可能的。毫无疑问，自然地理学方面的大量研究是受委托而进行，为更有效的实施战争服务的。

自然地理学和作战之间相互作用方面有一个生动的实例，这就是曾为在非洲西部沙漠组建远程沙漠巡逻组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剑桥大学地理学家R·A·巴格诺尔德在一些同行的协助下，在利比亚沙漠里作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他们考历了由风吹积成的沙丘，新月形沙丘、沙岩席等构成的各种沙漠地形。为了在沙漠中辩别方向，他们还发明了日晷。陪着北非战争的爆发，巴格诺尔德组织起远程沙漠巡逻组，充分利用对该区地理的了解，有效地破坏了隆美尔的内部供给线，摧毁了敌军停放在地面上的飞机。

1918年，法军就已绘制成标明何处坦克可通行的地图。参照这一先例，英国陆军工兵在北非绘制出注明各种沙漠地形对战场上轮式或履带式车辆会造成什么阻力的地图，这些地形情况图，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根据行车难易程度而得出的沙漠地表资料。人们也给安其奥登陆场绘制了这类地形图。从1945年来，英、美军的工程兵，分别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尤马周围地区为实地考察区，一直在进行沙漠地作战的研究工作。地貌学专家们也积极参与了这些工作。人们对沙漠地作战的兴趣之所以经久不衰，一是因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二是因为这里有石油资源，而且这种关注在今后“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也不可能减弱下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关心得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在遇到对方抵抗的情况下，如何克服海岸障碍，顺利实施登陆。在制订诺曼底登陆和大平洋逐岛争夺战的计划时，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判明人员和车辆如何才能随时迅速登陆，弄清海滩斜坡露出水面部分和水下部分及其地质构成的承载特性是非常关键的。为得到必要的情报资料，特别战斗执行部的贝克街特种兵收集了法国西北沿海地区的明信片和节假日快照，甚至从潜艇派人登陆采集海滩沙样和卵石样品。在剑桥大学W·W·威廉斯的指导下，一些地理学者和勘测员发明了一种根据航空照片上的海浪浪头间隔来测定海滩水下部分有多大的方法。当时，美国陆军工兵和战略情报局都设有地形情报处，这两个地形情报处根据航空照片资料，制作出登陆场和其他攻击目标的缩尺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作出种种努力，不仅要描绘出被测地区地形情况，而且要归纳出一般的地表状况来，以便根据遥感图象（航空照片或卫星信息），推断出某一地形的特点。其目的是，要能够根据按地形类别归成的某种档案资料，在已知的地形基础上，绘制出地形图来；至于地形的类别，根据航空照片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各不同类型的地域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各个类型的地形特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有一套关于世界某一个军队将遣往地区的航空照片，最好是能够通过将照片上的特征跟档案中的有关地形类别进行比较，从中推断出贴切的地表状况来。其结果通常是一种地貌图。英国陆军工程兵，土壤学家和地理学家们根据英国、北非、中东、东非和马来亚等地搜集到的各种勘测资料在温和、干旱、热带草原和热带等各种环境下，对上述设想进行试验，重点放在后勤保障方便的本土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