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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它射到别处去了。

我们只能认命。

当他站在这幢大楼的屋檐下，猛吸着大麻香烟，目光呆滞地看着过往车辆时，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男子悠然地朝他走来。

“弗林克先生吗？弗兰克·弗林克？”

“你都知道了。”弗林克说。

这个人出示了证件：“我是旧金山警察局的。我有抓你的逮捕证。”

他已抓住了弗林克的胳膊，他被捕了。

“因为什么？”弗林克要求知道。

“诈骗。奇尔丹先生，美国工会美术品公司的。”

警察扭着弗林克沿着人行道走去，另一个便衣警察走上前来，一边一个夹着弗林克。他们推搡着他向一辆没有牌照的车走去。

这就是时间所要求于我们的。弗林克被塞进车后座，夹在两个警察中间时这么想。

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第三个穿制服的警察开车，他倏地把车开上了街道。

这些狗崽子，我们只得服从。

“你有律师吗？”其中一个警察问他。

“没有。”他答道。

“到局里他们会给你一串名单。”

“谢谢。”弗林克说。

“那些钱你是怎么处理的？”稍后，他们的车停在卡尼大街警察局的车库时，有个警察问。

弗林克说：“花掉了。”

“全花了？”

他没有答理。

其中一个警察摇摇头笑了起来。

他们从汽车里出来时。一个警察问弗林克：“你的真名叫芬克吧？”

弗林克不寒而栗。

“芬克，”那个警察重复了一遍，“你是个犹太佬。”他拿出一个很大的灰色卷宗，“欧洲难民。”

“我出生在纽约。”弗兰克·弗林克说。

“你是纳粹的逃犯，”警察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弗兰克·弗林克转身就跑，逃出了车库，三个警察大声喊叫起来。

跑到门廊，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辆警车，几个身着警服、全副武装的警察挡住了他。其中有个警察笑眯眯地端着枪走上前来，啪的一声给他铐上了手铐。

那个警察猛地一拽手铐，他就乖乖地跟着往回走了。

铐子卡进了肉里，卡到骨头里去了。

“回德国去。”一个警察打量着他说。

“我是美国人。”弗兰克·弗林克说。

上楼的时候，有个警察问：“他要不要在这里登记？”

“不要。”另一个说，“我们把他交给德国领事馆。他们要按德国法律审判他。”

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一大串名单。

塔格米先生坐在办公桌前，举枪对着门，一动不动地有20分钟之久。这时贝恩斯先生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那个老将军想了想，拿起话机，要通了旧金山的日本大使馆。但没能直接和大使通话，一个官员告诉他，大使离开了旧金山。

这样特迪基将军又往穿越大洋彼岸的东京挂了电话。

“我问一下国防大学，”他对贝恩斯先生解释道，“他们会与驻扎在我们附近的帝国武装部队联系。”他似乎并不太惊慌。

那么我们在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得救了，塔格米先生自言自语道。可能从航空母舰上派日本海军陆战队来，带着机关枪和迫击炮。

从最佳效果来看，通过官方途径打电话，效率很高，但令人遗憾的是时间耽搁了。在我们下面，黑衫队的小流氓正在肆意棒打秘书的职员们。

然而。他个人几乎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想能不能试一下，与德国领事联系一下。”贝恩斯先生说。

塔格米先生自有主张，他要伊芙顿基安小姐带着她的录音机进来，把对H·赖斯先生的紧急抗议的口授记录下来。

“我可以打电话给赖斯先生，”塔格米先生说，“用另一条线。”

“请吧。”贝恩斯先生说。

塔格米先生依然举着44型左轮手枪，他的收藏品，揿了揿桌上的按钮。这是一条不对外的专线，专门为机密通讯装置的。

他拨了德国领事馆的电话号码。

“你好，请问找谁？”单调的男声，很浓的职业化腔调，不用说是他手下的人。

塔格米先生说：“请找尊敬的领事阁下，赖斯先生，有急事。我是塔格米先生。在帝国贸易商场供职，任总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