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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茶引司的官员恨不得你能多领几道，甚至于连土特产品都不需要带，就顺利地办好了手续。

渐渐地，经营茶叶的人越来越多，各省的茶引分配定额远远不够使用。前来北京办理茶引手续的茶商往往一等就是几个月，还领不到手续。于是，托人求情，走老乡的后门，送土特产品等等办法，就派上了用场。

南方的茶商总是比其他地方的茶商聪明，先行一步。他们或干脆塞银子，或者与司官们合起来，算股份。更有一种聪明人，不去辛苦地贩茶叶了，却在北京就地扎根，找个客栈或买套四合院，专倒腾茶引。这个买卖最合算，既不冒风霜雨雪之苦，也不受茶引道数的限制，与茶引司的司官们勾结起来，一转手，官价课税的茶引，一道就能卖出十两银子去。

多数茶商并无门路，只能甘愿挨宰，再把损失加在茶价上，使普通的红茶也快赶上过去极品毛尖的价钱了。

太平军起，茶叶主产地兵分遍地，道路梗阻，茶商时被劫掠，采运不便，很多的茶叶店关门停业。大部分的茶叶商人也呆在家里，不愿意出门了。

这样，户部茶引司一向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的景象变得门可罗雀，茶引想发都发不出去，课税就更不用提了。一旦有个把不怕死的茶商前来领引，那些高傲的司官竟然像见了亲人一样热情得都过了头。临走甚至于还有回送一些京都特产绿豆糕之类的事，弄得过去眼红他们的其他司的司官们一见面就嘲讽他们。

几年下来，不但朝廷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而且直接影响了西北茶叶的供应，危及到边疆的安全问题。太平天国被平定之后，调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上书奏称：

“国家按引收课，东南唯盐，西北唯茶。茶务虽课额甚微，不足与盐务相比，然以引课有无为官私之别，与盐务固无异也。道光年间，两江盐务废弛，先臣陶澍力排众议，于淮北奏改盐票，鹾纲顿起，且有溢额；曾国藩克复金陵，犹赖票盐为入款第一大宗，其明验也。盐可改票，茶何不可？……今拟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

这就是说，左宗棠看到茶引制度无法实行，不改革不行了。他援引老朋友也是老东家、原两江总督陶澍在官盐经营上发放盐票的办法，要在茶叶经营管理中也实行茶票制度。

茶票发放的具体办法是：一是要把茶商以前所欠的茶税全部免掉，而且不准再乱收其他杂费；二是不分省域定额，只要你想经营，都可以领票，不论多少。凡是在陕西与甘肃两省经营的茶商，一律要在领票时把税上了。一时缺钱的，可以在当地找担保；三是正税按所得税缴纳，杂课按营业税缴纳。分两种，内销的，一引缴纳白银一两，至多不准超过二两。出口的茶叶，则要加一倍缴纳。

左宗棠为了鼓励茶商运茶，与湖南省巡抚协商，凡是领有甘肃省茶票的茶商运茶过境，只征纳税额的百分之二十，其余的百分之八十由甘肃省负责补赔。

左宗棠的这一改革措施，是一举两得。既激发了甘肃茶商从湖南运茶的积极性，又解决了长期拖欠的湖南对口扶助甘肃的款项问题。

第一年，左宗堂担心茶票发不出去，甘肃全省只发放了八百三十五张茶票，但没想到竟然被茶商一抢而空。仅兰州几家大的茶庄就几乎领走了六百张票。其中马尔骏的“泰魁兴”茶庄与吴孝增的“乾茂升”茶庄就领走茶票一百五十张。

新茶票比过去的茶引数量大，每票准许贩茶四十包，每包净重正茶一百斤，副茶十五斤。

《菊花醉》第八章（2）

茶商领票后，就可以直接到湖南安化以及其他产地贩茶，从水路或陆路运到西安西北一百余里的泾阳县，在那儿压制成砖茶，包装成封。每一封按规定为五斤，一票茶装八百封，净重四千斤。

当时的税额为每票征银二百五十八两，初领票先缴一百两，然后从泾阳把茶运到兰州入库，再缴一百五十八两。茶须先入茶库，即为官茶，待茶商纳完税后，即可按数领出，自己销售去了。

二

吴孝增与马尔骏合作了不到一年，利用左宗棠的新经济政策与湖南老家的采购运茶的优势，狠狠地赚了一把。

第二年开始，他因为经营上的意见不同，与马尔骏分道扬镳了。但此时他已经是名震西北的大茶商了，经过一番历练与花郁青的教诲，他对茶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他不但把分号开到了甘肃全省，而且在泾阳办了一个压砖茶厂，一个月压的砖茶，几乎占了全泾阳压茶厂的一多半。

新疆的茶叶进货，全归甘肃省管理。就是出口到俄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