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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年谱》除漏列大学各科成绩、研修课目等重要且已取得的史料外，罗家伦主张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是因自行走入清廷驻英大使馆“两度斥责”清廷官员，以致被清廷扣押，更遭多位国民党史研究者批判，指罗以政治观点无端美化孙中山，不但歪曲历史，更无法解释清廷在英国领土绑架孙中山的事实。

老年性格趋于沉稳的罗家伦，手握“党史”、“国史”诠释大权，面对外界质疑，并未公开反驳从而避免了新一轮的文字论战，最终他选择用人际手腕化解僵局。为响应关于“孙中山与革命时期等专门著作、论述数量太少，欠缺权威版本”的批评，罗家伦于1965年9月2日借庆祝孙中山百年诞辰之机会，以“国父学术论着编纂委员会”召集人身份宣布，将发行《孙中山学术论着全集》约一千五百万字，内容包括蒋介石关于孙中山七十余万字的论述和著作，还一并编纂了三百多篇中华民国先烈先贤的传记。

国民党五四运动样板

在国共内战时期，关于五四运动究竟由谁发动，一度引发笔战。罗家伦在一篇《“五四”的真精神》文章中　，坚持五四运动完全基于青年的爱国情操，没有任何政党或政团介入。但他说，当初是孙中山支持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因此五四运动应该与孙中山的主张一致。罗家伦也一反五四运动打倒旧传统、旧思维的主张，认为传统国粹应该与近代教育融合。

但国民党迁台初期，对五四运动并无好感，守旧派甚至认为胡适等人推动的新文###动，是想摧毁传统，形同为中国共产成立新中国铺路，所以在张道藩主持的“文艺协会”所出版的相关著作中，对五四运动、新文学革命运动只字未提，等于认定五四运动属性有问题。

胡适虽是台湾的学术大家，也遭到国民党偏激分子不断批判。所幸有人提出，孙中山曾说：“五四运动革新青年学生思想，为中国未来事业革新做出准备。国民党得以收革命之功，均赖五四运动的思想变化，以及革心的功效。”五四运动与五四运动健将这才不至于被国民党划为“左派”。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8）

直到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强力宣传让国民党很不是滋味，台湾当局才有所警觉并态度丕变，迅速决定为争夺“五四”的诠释权发动五四主导权论战。由于胡适常在美国，五四期间拿大旗的傅斯年已猝然而逝，国民党只好推出曾为五四游行撰写宣言的罗家伦领军。

从此原被戴上红帽子的五四运动，摇身一变成了学生爱国运动与白话文革新运动，并将5月4日定成“文艺节”。1955年5月4日，罗家伦承命向大陆广播，指五四运动是一群有文化意识的爱国青年，基于国家民族之爱的自动自发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行动的合流，与“五四”之后两年才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无关，李大钊当时也非共产党员。罗家伦关于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也无独立组织的说法，同时成为国民党的官方宣传版本。

罗家伦认为，五四运动核心在于“外争国权”——　打倒帝国主义，“内除国贼”——　打倒军阀势力，标榜“科学、民主”，因此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他提出五四运动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第二阶段是新文化运动，解放人民思想；第三阶段则是爱国运动。

同时，罗家伦指出，五四游行当天，虽然攻进曹汝霖住宅，殴打章宗祥，二十三名学生被捕后获释，毕竟属于小规模冲突；也是因为爱国学生觉得和约问题并未解决，亲日政客也未打倒，必须再接再厉，才有六三游行示威，北洋军阀逮捕千余游行群众，引发全国公愤；其后，上海、天津等地陆续响应罢课、罢市，阻止巴黎和约签字，让亲日政客下台免职，才初步达到爱国运动的目标。

为声援罗家伦，国民党多次邀胡适赴台讲学。胡适说，“五四”就是青年的爱国运动，强调自由思想，抵制教条主义、刻板主义。

面对中国共产党提出陈独秀以“文学革命论”带领“五四”之前文学革命

思潮，李大钊带动学生共产主义信仰与行动的宣传战，乃至鲁迅等人在文学

创作上的冲锋效果，国民党政府被迫必须肯定胡适等人的历史定位与发展新

文学、新文化的努力，方能解决“五四”是否由共产党领导这一重大问题。所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文学解放的观点，被国民党重新赋予极高的评价。

事实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虽然发动并参与五四学生游行，但被当做五四精神导师的胡适，却是彻彻底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