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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政策的大方向。

随后蒋介石主张以“战争文学”引领“###抗俄”风潮，带动文艺与社会改革，确立台湾自50年代以降，为期约二十年的战斗文艺创作路线。

在“文化清洁运动”的政治风潮下，罗家伦完全配合，成了个“没声音的人”；同时他接下台湾的“中国国际笔会”会长一职，俨然是国民党的“文坛祭酒”。

“笔会”为一国际性的组织，旨在提供国际文人进行文学意见交流与社群互动的机会。“中国国际笔会”于1925年在上海成立，首任会长是蔡元培；由于战乱不断，笔会一度中断运作，直到1957年才在台北复会；第二任会长是张道藩，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在1959年出任第三任会长。笔会参与者梁实秋、余光中、王蓝等都是散文名家、文学家、诗人。但张道藩、罗家伦两人的公职、党政身份，让笔会的政治味太浓，运作颇尴尬。罗家伦卸职后，交由林语堂接手，笔会的运作才又正常化。

“国民党党史会”于1930年5月1日成立，原称“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由胡汉民、戴传贤等五名常务委员执掌党史编纂；1936年改采主任委员制，副主任委员就是罗家伦。1948年底，内战紧张，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史料移至台湾彰化糖厂，再陆续搬迁至洪家祠堂等三处民房存放。当年8月8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罗家伦担任党史会主任委员案，吴敬恒、于右任、丁惟汾、钮永建、王宠惠、邹鲁、李文范、张群、张其昀、王世杰、吴铁城、张厉生、狄膺、洪兰友等同时获任“党史会”委员。罗家伦任党史会主委九年后，基于国民党党政一体的体制，又于1957年6月30日兼任“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

罗家伦在台虽被归类为文坛大老、党国大老，但无论在创作或施政领域并无显着成绩。简体字争议风波之后，罗家伦全力配合蒋介石的各项决策，更让他成为蒋介石一阵阵宣传攻势的配角与代言人。虽然国民党赋予他主要任务是为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编纂史料，但除了他在1951年扩编了胡汉民在二十年代编纂的《总理全书》以及1958年出版了《国父年谱初稿》外，罗家伦对国民党党史始终欠缺具体而明确的研究成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7）

据“国民党党史会”人士解释，罗家伦在“党史会”的工作从学术着眼，希望通过充实史料，以科学方法保存、复制、归档管理，以提供系统化史料让学者研究。但蒋介石尚在，许多敏感性历史档案未开放，资料不齐全，因此罗家伦主张民国史不能修，民国文献丛编也无法出版，“党史会”、“国史馆”自然只能保存史料，“努力从事准备工作，建立良好基础”，让未来史家凭史料“继续发扬国史”　。罗家伦晚年健康不佳、精神不济，修史抱负还是无法实现。

“国民党党史资料馆”于1960年落成，存放国民党迁台前后的大笔资料。罗家伦向台湾“立法院”报告的历史档案显示，经史料编纂委员会征集，握有抗战与国共内战史料一万八千多件，保管各级政府档案史料六百余箱，完成史料编目二十五万多件，出版孙中山年表、年谱、革命文献、先贤文集等多种著作。进一步归档工作，则是在1979年秦孝仪继任“党史会”主委后，才将蒋介石存放于大溪与芝山的史料移到阳明书屋统一管理。

对编纂史料、推广国民党党史，罗家伦倒是别具创意，曾经提出不少新点子。为了让台湾民众了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贡献，1952年罗家伦促成开放位于台北市圆山旁的忠烈祠，供民众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仪容与事迹图片。1953年11月，他力促“党史会”开放位于中山南路台北火车站旁、日据时代的梅敷屋旧址，改为孙中山史迹馆，以纪念同盟会时期，孙中山曾于梅敷屋短暂停留，与同志共谋反抗清廷的历史。

罗家伦主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认为在文字之外，历史传述应由图片、绘画展现历史精髓。所以在“党史会”任内提出“史画”的概念，主张以图画表现国民党革命建国时代的重大事件，避免文字传述历史流于枯燥。大批史画至今仍保存在国民党党史馆内。

不过罗家伦保留史料、修纂历史、解读历史的方法与看法，常引发争议。他耗费十余年、上千万元新台币主导编纂的《孙中山年谱初稿》，至少出现了二十八项历史诠释观点及史料考证错误，一度成为历史学者质疑的焦点。

学者吴相湘等指出，“党史会”出版孙中山著作不够积极。另外《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