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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水寒，悄悄燕丹哭”的挽歌。［29］

前辈史学家陈守实教授生前常说：“史论即政论。”这个见解是很精辟的。当然，史论与一般政论的表达方式不可能等同。但是，在古老的历史外衣掩藏下的史论，它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历史批判，往往也是对现实的批判。毫无疑问，清初思想界对秦始皇的批判，对荆轲等人的赞颂，都是批判君权的特殊形式，都应当纳入反君权的思潮；尽管各个人的思想水平不一，批判的程度有深有浅，但都不失为批判君权思潮的一个侧面，即使是吉光片羽，也都是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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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拟桃源”解（13）

但是，清初的反君权思潮，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大体上说，自雍正帝执政后，这股思潮便逐渐平息了。“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古代历史上的任何一种进步思潮，从来就不是能够持续上升、一泻千里的。就清初的反君权思潮而论，所以会在雍正年间转于沉寂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一方面，清初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很快便建立、巩固起来，比明王朝要坚固得多，文网的严密，很快便超过了明朝和其他朝代。明清易代，尽管有民族矛盾的色彩，但从阶级本质上说，不过是一统江山从朱姓手中转到爱新觉罗氏手中。君权的地位，依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王朝钦定的御用思想是程朱理学，朱熹被钦定为大圣人加以供奉、膜拜。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如参天大树，而具有民主色彩的反君权思潮毕竟是巨石压身的幼芽。从清初崇拜自然、特立独行、景仰无为的道家思想的逐步抬头，不难看出清初思想界“死的拖住活的”的痛苦，传统历史包袱的沉重。申凫盟在《毛颖君后传》中，对毛颖的“欷？#91；不自胜，遂发狂，常科头散发，不与士大夫相见”［30］加以赞叹；戴止庵“归里入鹿台山，不再入邑城，不与时官往来。……鹿台山者去祁邑六七十里，荒瘠而多虎，先生创筑小寨居之……或早上寨墙周望，望见有虎侵牛犊，即遥呼寨下人，某山凹虎侵牛犊，向某处行，寨下人群逐之夺犊归也”。［31］而傅山对戴止庵的“自号止庵”，几乎不染尘嚣的行为，也是赞不绝口；张盖“归筑土室自封，屏绝人迹，穴而进饮食。岁时一出拜母，虽妻子亦不相见。家人窃听之，时闻吟咏声，读五经声，叹息声，泣声。母卒，出室成服，已复入室，如是者八年。一日忽破壁出，携琴一囊，茗一壶，欲走无何有之乡，其子急迫之，至清源而返。……偶入郡，士大夫争为倒屣，相与弹棋蹴踘者竟日，次早折柬邀之，则已逸去，卧东桥土室中矣”。［32］对此，申涵盼在张盖小传后的赞语中，感慨系之地说：“迹盖所为，前后若两人，盖古独行之流欤。”常年埋首土室，凄苦如是，在清初思想界的一部分人中，却视为崇高之举。如著名思想家傅山、李颙，前者也曾居于土室，后者则别署曰“二曲土室病夫”；与李因笃、李颙一起被称为“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时往来山中，或雪后独上高峰看丹，熊罴虎豹，叫啸前后。性郁孤愤，与世龃龉不可合。亦好为大言，奇服诡行以耀于时。于河东买大牛，高八尺，头尾长一丈二尺，骑牛入城市中，儿童噪且随之。牛归卧场圃，柏便坐牛髀胁间，击缶被发，歌呼乌乌，名其牛曰‘牛蒲团’。……大旱，刍茭不继，牛亦饿死。尝驯一鹤曰松友者，柏出游归，鹤折其一足，柏生彘啖之，涕泗并下。鹤死，至操杖詈骂其老妻，任情放诞率如此。”［33］——凡此种种表明，在清初封建专制主义的壁垒前，思想界中不少人感到无路可走，苦闷到极点，用奇特怪诞的行为，把自己的形象扭曲了。从这一个侧面，我们也不难窥知清初反君权思潮衰竭的情况。

另一方面的原因，正是在于明末农民战争自身的局限性。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运动，用革命暴力推翻了明王朝，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但是，农民是个自发的阶级；在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构成的自然经济这一封建经济基础，并未也根本不可能受到农民军丝毫触动的历史条件下，农民革命尽管打击了“四权”，但只是动摇了这四根绳索，并不能斩断它，这是明末农民英雄们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旧式农民革命的悲剧所在。［34］批判的武器并不等于武器的批判。李自成、张献忠率领农民军经过长期浴血奋战，推翻了崇祯皇帝，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皇帝制度。以李自成而论，他在西安时名曰称王，实际上，种种事实表明，他已经当了皇帝，我在《李自成登极辨》［35］中已有所论列，此处不枝蔓。李自成在北京金銮殿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