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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张季鸾复函陈布雷：取消前函所述意见，自即日起，对外对内均脱离此问题，不再报告和知传来的敌情；所保管之“港币小款”，亦不再负保管之责；将向中航公司订票，尽早动身。《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4日。

宋子良以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的“至亲”身份擅自与日方谈判，张季鸾对此深为不满。正当此际，一件关于宋子良谈话的新情报帮助张季鸾作出了判断。9月24日晚，张季鸾读到和知鹰二致何以之的最新电文，其要点为：铃木报告，谓宋子良近谈，本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委员长曾与戴笠、张群、张治中秘密研究此事。又云：因近日委员长不满于孔、何二人，故孔、何不参加会议。张季鸾认为，“其最可笑之语为委员长表示，交涉可继续进行。”他判断：“无论宋君如何荒唐幼稚，断不会作此可笑之谣言，是可确定为铃木所捏造矣。”对于铃木捏造此类谣言的目的与效用，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板垣屡次向国内报告，和平条件业已成熟，并且逼迫近卫写信向我方表态。近卫信件在我方虽不觉重要，但在日方却是总理大臣公函，板垣无法卸责，只能继续不断造谣，希图继续控制军权，“以达其继续进行勾汪签约延长现状之目的”。《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

当时，和知鹰二召何以之赴沪。9月25日，何到张季鸾寓所会面，张要何到沪后明确告诉和知，“所有铃木报告中之宋子良谈话，绝对为铃木捏造”，建议和知向东京切实报告。《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同时，张季鸾也要何向和知转达：为大局起见，在一两个月之内，如东京确有正式讲和诚意，并有适当内容时，允许和知与张通信一次，但仅以一次为限。张称：“当拚其最后之信用转达一次，盖中国实在认日本无诚意也”。张并称，如东京确有进行之意，则个人愿忠告：第一，停止进攻云南及轰炸一类威胁、压迫行动；第二，须有建立平等的“新国交”的决心，绝对不可向中国方面提出“承认伪满、中日联盟”等一类要求，否则张不能转达。此为陈布雷指示张季鸾者。第三，根据上述两项作正式之准备，可来一次信，说明派何人负责开谈及其他具体事项。张特别强调：当年冬天，准备往陕西终南山养病，和知来信，须在两个月之内，“过时则我入山已深。无法接头矣”。何以之向张表示：“除非东京真正弄好，彼亦不敢赞成接洽。盖在板垣之下接洽，则中国上当也。”《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夕。

张季鸾要何以之转告和知鹰二的话，有类最后通牒。之所以如此，据张季鸾致陈布雷函，其用意在于：1�在敌人内部暴露板垣等之欺骗。2�试验敌国今后究竟如何。此前，日本早已强迫法国封闭滇越铁路，英国也一度宣布封闭滇缅路，中国的对外国际通道先后受阻，抗战环境愈益艰难。张季鸾认为，形势断不能无条件乐观，个人可以封锁，国家不容封锁，保留与和知的联系线索，有益无损。之所以只允许通信一次，是为了使之“更为严重而有力”。他说：“弟近月颇感敌人求结束战事之心已达顶点。盖如待其南进顺利，稳占安南，并控制缅甸，而美国又不实际干涉，则彼时敌人心理恐又一变，因此现时之对敌工作，恐正为最紧要而有用之时。”关于宋子良；张季鸾建议，应命其迅速出洋，或令其回渝，借以“打破敌人和平攻势”。他提醒陈布雷：“铃木制造之假故事，方日异月新，喧腾于日人内部”，“观铃木造谣之猛烈，则所谓假委状、假信件，恐系铃木所捏造。”《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桐工作”辨析（17）

尽管张季鸾方面认为谈判仍有必要，但是重庆方面已对谈判失去兴趣，指示将1938年萧振瀛工作期间留在香港的文件全部销毁，同时对日方采取决绝态度。张季鸾随即遵令执行，同时指示在港协助自己工作的人员：1�在何以之离港前，使之相信，张季鸾“决非任何意义之代表”，“亦决不做政府代表”，并非“真正受政府委托之人”。2�今后不再与何以之来往，避免交谈，如何以之下次到港，亦不必理会，“务使何某知问题严重，今后无复奔走之余地”。9月2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说：前年以来之悬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断有误。幸行动上未演成错误，一切处理，尚近于明快，此则近年特受委员长之训练，得不至陷于拖泥带水。就弟个人论，诚幸事也。《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7日午。写此函时，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