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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页。但是,日方不肯也不愿意相信和知所报,而宁愿相信中国有不同“路线”。9月20日,和知鹰二致电何以之:下记最近之情况,有告知之必要:子良近对铃木言,彼将为治疗疾病出洋外游,中日和平交涉,急速需要结束。又谓宜昌方面,一周内当有人到达可能云云,暗示张岳军有出来之可能,表示恋恋不忘之意。日方为使促进正式交涉之实现,当期望中国路线之统一。又有人谓,蒋先生不肯使子良工作中断,子良背后,有特务人员控制,蒋先生不能使其中止等云。《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和知鹰二要求何以之转告张季鸾:最好能命宋子良出洋外游,然后日方正式向中方提出谈判要求,而由东京负责进行。和知很着急,函称:“子良何时出国,祈速赐知为要!”《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桐工作”辨析(15)
张季鸾本已判断张治平、铃木之间的谈判是“把戏”,现在日方却又提出新材料,说明宋子良和铃木之间仍在联系,这使张季鸾感到迷惑。他决定不再参与中日秘密谈判。9月21日,张季鸾要求何以之用明码电文告诉和知,张季鸾日内离港;同时另用密码告知:铃木假把戏我早已一再告之,何以尚如是纠缠?且对我方内部之观察,饱含污蔑之意,是证明对方不足与谈。中国本决无路线问题,我政府从未委托过人,我亦从未受过委托,只因你们来找我,我为个人友谊之计来此。今乃认中国有多少路线,是等于认定我为路线之一。我现在声明,此路线取消,我不复过问,将来纵有正式交涉,亦勿找我。我之为人,本极恶麻烦之事。今如此麻烦,我厌恶已极,故决计脱离此问题。望彼告板垣,我已自己取消,不愿过问矣。《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原函未署名。宋子良是否和铃木确有联系呢?张季鸾不能判断。他将这一问题交给陈布雷。9月21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陈述五条意见:1�观和知电文,“足知敌方有轻蔑、操纵之意”,但宋子良君是否对铃木确有此表示,本人没有“判断真伪之力,因而不能作有力之反驳”。2�今井、铃木的失败,在敌方内部是“绝大问题”,南京敌人明知是假,尚欲“挣扎蒙混”,板垣负责与中国谈判,原以九月底为限,本人“声明不管,更足以打击之”。3�南京敌人的和平攻势彻底失败之后,日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再变和平攻势为军事攻势,一为由东京发起,正式媾和。此问题日方如何选择,在不远期间便可明了。4�敌军人本是一丘之貉,但和知有一点特殊,即不仅与“勾汪”工作无关,而且在敌人内部以“反汪”得名,因此可以判断,如东京正式与中国交涉,必派和知奔走,因此,和知此线索仍应保留。5�观察最近情形,我方内部不能不承认“发生毛病”,“当假委任状、假信问题发生之后,何以宋子良君以行将出洋之身,而尚与铃木作私人接触?”他严肃表示:“此真为不能想象之事!”《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和日方秘密联系的严重事例,要求陈布雷将上述情况呈报蒋介石。23日,张季鸾再次致函陈布雷,说明“自前日向彼方通告不管之后,觉心神为之一舒。盖国家与领袖受敌轻侮,只有如此断然表示,为昭雪轻侮之道。”《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张季鸾虽已向日方表示“不管”,但是,他仍然对中日谈判存有希望。9月23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云:“对今后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为判断局势之第一关键,在看是否以敌大本营之名义来开正式交涉,果来交涉,即当认定其有若干诚意。”“盖既来交涉,则为承认是国家与国家间之正式议和,一也,汪奸当然取消,二也。”此前,陈布雷认为,日军进攻安南,中国的对外联络线受到威胁,说明日方没有议和诚意。对此,张季鸾表示:“安南问题,当然有威胁我方之恶意,然不能因此之故,即断定敌人不企图正式议和。”他说:“和战本为同一问题之两面,中日现在战争之中,而又并无和的头绪,在我方似不必过于重视其另辟一新战场之企图,即藉以判断其政策如何。”他表示:自己的“工作目的”在于执行一种试验,即“敌人宣传愿与我政府议和之是真是伪”。他认为,此点关系中国今后半年乃至一年间之“一切抗建工作”。《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桐工作”辨析(16)
陈布雷反对张季鸾对“和谈”的幻想,要求张季鸾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尽早回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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