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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从那开始，我就老检讨，老是跟家庭划清界限，老得改造，没完没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跟家里就比较疏远了。当然后来运动过去以后，对我父亲做了结论，叫“完全守法户”，不存在违法的事情。我们全家就从天津调到北京来了。私营银行没有了，我父亲的职务就变成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一直到他去世。从此，他就不怎么说话了。

李怀宇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资中筠 1953年我被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他那一年毕业分配过来。但是我那时候对他没印象。我们开始熟起来是都被派到维也纳。他1955年去，我1956年去。

李怀宇 当时在维也纳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资中筠 没事的时候就出刊物，每个礼拜都得开书记处的会议，我们做翻译，公文来往得翻译成中文，给领导看。工作语言是法文，也是整个机构的共同语言。我们不懂德文，但是奥地利的报纸是德文的，所以还有一个奥地利的工作人员每天把新闻从奥地利报纸摘成法文，我们再给领导念。世界和平理事会有各种各样的会，每次开会之前要准备好多好多材料，整天就干这个。现在回过头看，都是配合苏联的外交，凡是苏联要跟美国谈判，就要制造舆论，召开和平理事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其实那些决议都是支持苏联的观点。

维也纳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奥地利那时候属于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所以有苏占区，有西方国家的占领区，光是维也纳就分成几块。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要访问西方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书记处在维也纳的苏占区，有各国的人，我记得总书记永远是法国人，因为法国共产党是第一大党。中国的书记是李一氓，当然底下就需要有翻译兼秘书，陈乐民先调去了。1956年我临时出国开会，完全不知道要长期留下来。我们到瑞典去开会，那时候去的西方国家只能是瑞典，因为瑞典是中立的，而且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多国家都不承认。我随代表团去那儿开会，忽然就通知我不要回国了，到维也纳去吧。我记得后来还托人把衣服带来。我还记得到维也纳去，就是陈乐民来机场接我的。他非得来接我不可，他是工作人员，管这些事嘛。我就在那儿住了三年。

那个地方圈子很小的，中国人只有几个。没有建交，所以没有使馆，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李一氓和他夫人，陈乐民和我，再加上一个厨师。李一氓是四川人，他是美食家，专门从四川调了一个厨师，所以我们那几年吃饭吃得特别好。

李怀宇 后来变成两家子加上一个厨师了。

资中筠 这是一个很小的圈子，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不方便，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纪律得两个人出去，不能一个人出去，怕被绑架或自己跑了，所以在这种纪律之下，我只能跟陈乐民同行。我不能说要出去买东西，让李一氓夫人陪我去吧。他们是大领导，我们是普通工作人员，就只能在一块了。

李怀宇 第一次见资老师的印象还记得吗？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5）

陈乐民 第一次见她，我们在工作，我是在联络部一科，她是在三科吧。

资中筠 不记得了，反正不在一个科。

陈乐民 毫无印象，我们是同事关系。我们好像没有怎么……就自然而然地恋爱了（大笑）。

李怀宇 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了？

资中筠 1956年碰上一个共患难的事情，就是“匈牙利事件”。这一年，匈牙利发生一个大游行，反对苏联。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右”，跟“匈牙利事件”的刺激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候有一股自由化的浪潮，反对原来的思想禁锢，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匈牙利和波兰开始群众游行。

那时候正好是李一氓回国了，决定不再调他回来，但是新的领导没有来，结果剩下我们俩，加上一个厨师。那时候是没有使馆的，我们很难及时直接地接到国内的指示，要得到指示，得从维也纳到捷克的使馆，当然很近了，坐火车去，陈乐民去跑的。当时很年轻，一点经验都没有，忽然一下没领导了，碰上“匈牙利事件”。那时候不是苏占区了，整个奥地利统一以后，奥地利政府可以对它所有的区域都实行主权了。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组织，所以奥地利政府就把书记处封了。那时候我们特别紧张，又没领导，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想，我们的关系是经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