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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我心中有点激动地问：“有这麽一位表现不俗的孙儿不见，那到底要见哪些晚辈？我又需要做到多高的职务，老夫人才愿意见我？”那天深夜，在华尔道夫饭店十二楼的房里，可能因为时差，也可能因为思绪起伏，我难以入眠；望着天花板，想起自己的遭遇，又回想起母亲和外婆，我眼眶红了起来。掀开客厅的窗　，望着灯火通明的纽约街景，有身处异国的孤寂，更有我是蒋氏家族里的一个异乡人的悲怆。

有人告诉我，阻挡我在纽约和蒋夫人见面的，就是孔令　和蒋方智怡。

党秘书长犹在门外

国民党自一九四九年迁台後，几经无数次地方选举，气势最弱、挫折最大的一次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县市长选举的惨败，全省只剩下八个县市还在国民党手里，整个国民党笼罩在愁云惨雾中。就在此时，李登辉要我接下国民党中央党部　书长一职。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以党　书长的身份率领访问团，前往华盛顿。当确定访美行程包括纽约时，我暗中兴奋地跟自己说：“我终於又来了，这次肯定可以用新职率团见到老夫人了，因为她老人家是中评会的主席，党的大家长。”

“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已换为邓申生，他是我“外交部”同期同学，我任“北美司”司长时担任过我的副手，为人忠厚，英文底子很扎实，对我的家世也有某种程度的听闻，所以这次向他提到我将率团晋见蒋夫人时，他更乐意积极联系。

原以为这次不会有问题，仍然还是功败垂成，无法如愿。这次我不仅失望，也有些痛心。最难受的是，前後四次被拒，无法见到老夫人的挫折，还不能对外透露，外界还有人以为我不懂礼教，怎麽到纽约没去拜见老夫人？

承欢膝下原是梦

从一九九○年任“海工会主任”起，包括一九九叁年“侨委会委员长”、一九九六年“外交部长”，到一九九九年中央党部　书长，以四种身份，前後历时十年，经过纽约四次，正式透过办事处向蒋夫人办公室提出请见的要求，均被一一挡驾。後来我才知道，都是被她周边的人挡下来，我感到十分得无奈也相当沮丧，但又不能有不满的反应。

很清楚的是，在这种现实下，我已不可能有机会把归宗的事，直接去向蒋夫人禀报或请

示了，因为面都见不到。却有人冷言冷语地说，二○○○年八月我去溪口蒋家祠堂祭祖，为什麽不事先和蒋夫人商量？这说法和晋朝惠帝看到有人饿死在路上，却带着责难的口气问大臣，那些人为什麽不去吃肉糜的故事，有什麽两样？

我的确努力过要见到老夫人，也梦想过能承欢膝下，甚至陪陪她老人家，化解她的寂寞，更也可以让我及孝慈的孩子，一共两个曾孙、叁个曾孙女去到她跟前，在她孤寂的晚年里，带给她一些童语和笑声，这该是多麽美好的一幅天伦之乐！但这只是一个梦。

从另一个角度想，难道原本不就该如此麽？我一直不解，在那麽多受过蒋家恩惠的人当中，却不见有人主动出来从旁协助此事，让蒋家内部遭遇的纷杂能够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或许他们认为太复杂了，避之唯恐不及。於是最後，就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独力在逆势操舟了。

夫人过世心情怅然

蒋夫人於二○○叁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十七分（纽约时间二十叁日深夜十一点十七分）在纽约寓所逝世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台北，一位媒体朋友在十一点四十左右打电话到“立法院”告诉我这件事，我虽然不惊讶，还是很失落。当我跟美伦说：“老夫人过世了！”她也是愕然，若有所失，但随即很平静地说：“老夫人算高寿了。”美伦的反应，和我近似。

对我来说，“蒋夫人”这叁个字的，在情感上，从未和祖母打上关连。当外婆於一九六一年缠病多年，在睡梦中骤然去世时，带给我情绪上的冲击和悲哀，远比蒋夫人的离世要大多了。外婆过世，有如晴天霹雳，让我和孝慈顿失依恃，哭了好几天，有几个夜晚，还躲在被子里饮泣，无以成眠。

对蒋夫人的过世，感受上是失去一位对社会有了不起贡献的伟大女性，有失落和哀愁，但没有失去近亲长辈的哀恸。当天媒体在“立法院”问到我的感触，我直觉到的是她的智慧、才华和勇气，脑海中浮现的是她的奋斗和杰出建树，据以赞扬。我对老夫人的钦崇，都是在公领域内，和老夫人之间，未能有过亲情的对流，因为从来不存过祖孙共处的天伦融乐，或老祖母对小孙儿的嘘寒问暖或殷殷叮咛。

当局治丧失当

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