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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由“外交部常次”转任中国国民党海外工作会主任。一九九○年一月十五日，孝武从新加坡调升“驻东京代表处特任代表”。我接任“海工会”主任後，即密集展开海外的访视，短短几个月，走遍了所有国民党的海外总部、支部，甚至分部。出访的第一个行程涵盖了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从二月二十六到叁月十叁日，十五天当中走访了十五个城市。抵达旧金山时，却意外地直接介入了“江南案”的处理。

我访美各地的行程是公开的，当地华文报纸均有报道，侨胞只要稍微留意，便知道我的行踪。叁月十日当天，我在凯悦饭店突然接到《联合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施克敏的电话，他和江南夫妇（刘宜良与崔蓉芝），在华盛顿时是多年好友，“江南案”发生後，他仍与刘宜良的遗孀崔蓉芝时有联系。施克敏在电话中告诉我，崔蓉芝从报上晓得我人在旧金山，而她就住在附近的大理市，希望我能抽空和她见个面，有要事相商。当时若只顾虑到“江南案”的敏感，我一定会犹豫或推辞，但是一想到若能协助当局早日将全案平息下来，是件好事，尤其对孝武更为紧要，於是答应在隔天离美赴日前，在饭店晤面。

第二天上午十时整，崔蓉芝准时前来，开门後，看到她身旁站着一位个头魁梧的男士，他自我介绍叫陆锵。他俩进到小客厅坐定，略做寒暄，就直接表明来意。崔蓉芝说，虽然“江南案”在台北地方法院初审她已获得胜诉，但经多方面考量，仍愿与台湾当局进行“和解”，有两个条件：一、台湾当局要对江南案表示“歉意”或“遗憾之意”；二、赔偿叁百万美元，并以　密方式进行。这是“江南案”发生後，国民党方面相当阶层负责人，第一次直接和当事人碰面。

我态度很客气，却也十分谨慎，我未多言，仅应允将她的建议和条件，完整地带回台北并向当局反映。他们离开後，我即将谈话内容做了完整的记录。

当天下午，我离开旧金山直飞东京和孝武碰面。我视察的行程十分紧凑，只在东京停留不到两整天，但保留叁月十二日晚上和孝武单独长谈。我把前一天跟崔蓉芝在旧金山的谈话内容叙述一遍，他当即赞同尽速和解，并再一次向我强调且语带埋怨地说，他从未介入该案，为什麽有人总是要把他拖下水？我看得出他心情很差，可能由於当时岛内“主流”、“非主流”的争论闹得火热，他又以公开信方式，反对自己的叔叔纬国将军，引发若干“非主流”人士的指责甚至围剿，自然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忿忿然地跟我说，他“驻日代表”都

不想做了，想辞掉一切职务，预定在当年五月二十日提出辞呈回台北。我只有好言相劝不要匆作决定，等台北政情略为平息後再议。我强调一动不如一静，他算听了进去。

从东京返抵台北，我立即把在旧金山发生有关“江南案”的最新状况，面报“外交部”朱抚松“部长”和“总统府　书长”蒋彦士，随後於叁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叁十分到“总统府”，向李登辉报告。李登辉告以“江南案”已由“外交部”签办，并批示了“一面上诉，一面和解”，赔偿金额以一百万美元为度，不能同意由当局道歉，可以考量其他方式为之，既然对方表达了和解的意愿，则可积极进行。於此，整个迟滞不前的“江南案”，注入了正面解决的动力。叁月十一日我和崔蓉芝的会面，是关键之一。

直到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江南案”才结案。最初，崔蓉芝透过美国律师孔杰荣（Jerome　Cohen）与台湾方面接触，要求民事赔偿两千万美元，还在加州法院提出民事赔偿之诉叁亿零五百美元。台湾方面於一审胜诉後，并没有“趁胜和解”之意，後来崔蓉芝向美国上诉法院上诉，和解之议也暂缓。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上诉法院判台湾方面败诉，和解之议再兴，但并不了解对方的意图，我和崔蓉芝於一九九○年叁月在旧金山的会面，在时间点上十分重要。最後当局是以支付一笔为数一百四十五万美元的“人道恩赐金”（Exgratia　Payment）给崔蓉芝，而完成“和解”。所谓“人道恩赐金”是英美法上的专有名词，也就是一般通称的“抚慰金”。

“江南案”打乱了孝武的後半生。孝武在卷入“江南案”叁年後，於一九九一年七月病逝荣总。如果没有“江南案”，他的一生怎会如此快速落幕？到底是谁害了他？或是，只因为他生长在蒋家？

父亲手绘图相赠

记得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经国先生过世半年後，孝武获在新加坡就地由“副代表”升任“代表”。第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