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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一度成为当时环境运动的理论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环境运动的开展。

同年，受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委托，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与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撰写了《　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　》。书中写道：“当前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人类对生态的错误行动。通常认为人类不是地球上的寄居者，而是地球的主人。把征服客观世界看做人类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常因我们的错误认识而破坏了自然界。尽管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在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界之后仍能生存下来，但是在这样污秽的环境里，人类还能长期保持他的尊严吗？”“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了平衡，正处于潜在的深刻矛盾中，而人类正好生活在这种矛盾中间，这就是面临的历史转折点。这未来的危机，较之人类任何时期所曾遇到的危机都更具有全球性、突然性、不可避免性和困惑不可知性，而且这种危机将在孩子所生活的年代形成。”“近四五十年来，人们对自然界的深入了解，科学地证实了古代人们的地球道德观念是正确的”；“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超越于局部的奢望与要求；一切生物都像交错的蜘蛛网一样相互依赖着；侵略和暴力会盲目地破坏生物的脆弱关系，从而引起毁灭和死亡。”这本书最后的结束语是：“今天，如果能够对于唯一的、美丽的、脆弱的行星——地球，培育出真挚的忠心的话，在人类社会中，是有希望长期生存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的。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生命体系。地球的整个体系由一个巨大的能量来赋予活力，这种能量通过最精密的调节而供给了人类。尽管地球是不易控制的、捉摸不定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它最大限度地滋养着、激发着和丰富着万物。这个地球难道不是我们人世间的宝贵家园吗？难道不值得热爱吗？难道人类的全部才智、勇气和宽容不应当都倾注给它，以使它免于退化和破坏吗？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这份报告被视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筹备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地球伦理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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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之作三本书（2）

这些著作真实、客观、深刻地记录了世界快速工业化的代价、人类对地球掠夺的反思及人们对毁灭性经济发展模式的抗争，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启迪着人们的探索，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给人类带来的影响不同，尽管作者的观点有偏颇之处，悲观色彩过于浓重，但《　寂静的春天　》最终唤起人们的觉醒，《　增长的极限　》再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而《　只有一个地球　》则让人们在黑暗中看到了

曙光。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历了宝贵的觉醒之后的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日臻完善，对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总结不断走向深入，并开始了奋起的飞跃。

第一次飞跃的标志是人类环境会议。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是世界各国共同探讨当代环境问题、探讨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从发展与维护环境的关系出发，强调如不立即着手治理环境，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损害将带来全球毁灭的后果。经过12天的讨论、交流，会议形成并公布了著名的《　人类环境宣言　》等一系列重要的世界性文件，标志着环境保护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次会议在推动全世界加强环境保护措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继这次会议之后，西方国家开始了对环境的认真治理，世界各国都积极行动起来，“保护环境，保护地球”响彻全球。至此，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我国出席了会议。

第二次飞跃是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也是第二次人类环境会议。此时距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整整20年，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发生了很大变化，环境污染也出现了新的态势。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全球环境污染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环境污染进一步加剧，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已经到了必须悬崖勒马的地步。里约环发大会就是在这种环境背景下召开的。里约会议拓展了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把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深入探求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