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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父亲吃药时间，到了时间我就倒杯开水递给父亲，提醒他吃药；为了让父亲精神更放松，给父亲做脑部按摩是我每晚的功课；为了让父亲尽量少受外界的刺激，我交代邻居们不要跟父亲谈及伤心的往事，自己也会提醒每位到我家的人保持安静，特别是清晨和晚上，总之，我尽最大的努力为父亲创造康复的环境。

这段时间，家里家外所有的事都扛在我肩上，除了照顾父亲，我还得包揽所有的农活，农村有句俗话：“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不能让父亲干重活，而全家都等着好收成，我起早贪黑地耕地犁田，刚开始没能掌握牛的习性和犁田的技巧，力气也小，牛也像欺负我似的，不按照规定的路线走，忽左忽右，搞得我扶着犁子像是在田地里跳舞一样。这样一来，别人一亩地一个小时就耕完了，我却要花上一晌的时间。没钱买化肥，我只好挑着一担担粪便，铺在田地里。时间慢慢地过去，我逐渐积累了经验，干得越来越熟练了，播种、打农药、看护麦苗等农活我做得有板有眼，连村里种田的老把式都夸奖我。

“小不点”5岁了，快要到上学的年龄，农闲没事的时候，我就教给她识字，我成了她的启蒙老师。

把自己小学时的读物和课本从柜子里翻了出来给“小不点”当教材用。每天都花一点时间辅导妹妹，像小学老师那样从字母开始逐渐教会“小不点”拼音、认字、组词、造句、背唐诗，手把手地教她写字。有的时候，读书声和歌声、笑声在这破旧的院子里萦绕，吸引了村子里许多小孩子来玩耍，正所谓“病树前头万木春”，破旧的家庭却因为有了妹妹，也便多了一分生机和情趣。我教妹妹读书的时候，父亲也常搬条凳子，坐在旁边听，不时露出满意的笑容，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小不点”很懂礼貌，嘴巴特别甜，见到熟悉的人她都会有礼貌地招呼，村民们也特别喜欢她。到我家来串门时便给她带点好吃的。这时候，“小不点”常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还是一位“理发师”，“小不点”小学以前的头发都是由我来剪的，“理发”工具就是一把妈妈以前做家务用的剪刀。

有一次帮她理发，头发楂滑进了“小不点”的脖子里，“小不点”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左右摇摆，让我剪得很吃力，结果剪得“坑坑洼洼”的，像个癞子头，妹妹却对着镜子开心地笑了。小时候“小不点”只是把我为她剪头发当成游戏，好玩，任凭哥哥怎么“设计”。

信念是一盏不灭的明灯（3）

农闲时，我从县城批发了一批小商品，做起了小本生意，自己挑着担子到周围几个村子叫卖，吸引得孩子们都围了上来。我经常批发一些小孩子喜欢吃的小包装零食和小孩子爱玩的玩具；卖袜子、鞋垫、牙膏、牙刷等日常用品；卖菜种子等等，不辞辛苦，一家一户地叫卖。我出去做生意的时候，都是很早起床，做好了够一天吃的饭菜，托邻居留意一下父亲，提醒他吃饭和吃药，然后自己就挑起担子出发了，晚上夜幕降临时才回家。我的生意做得很好，可是每次晚上回来的时候，担子里总会剩下一点东西，那是我特意留给妹妹的。

那一年我赚了六七千元钱，把邓阿姨借给我给父亲治病的钱还了。春节时，我还为父亲和妹妹添置了新衣服，一家人快快乐乐地过了个新年。

农村的活是分季节的，我们那里唯一的经济作物就是棉花，可是对于需要技术和劳动力的棉花种植来说，我根本就是一窍不通，于是农闲的时候，我就外出打工，争取多挣点钱为父亲治病。“在家百日好，出门一时难”，出外打工的日子，看见别的同龄人在校园里读书，再看看自己落魄的样子，我越发思念校园，我也更加懂得知识的重要。到了1999年的时候，“小不点”已经5岁了，父亲的病情也控制了下来。这时，久别的校园梦一直充溢在我心中，时时渴望重返校园。

回家期间，村里人曾半是同情半是劝告地对我说：“你一个小孩子，带着另一个小孩子上学，这是神也完不成的任务。你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回家安心种地，要不把妹妹送人去上学。”

我知道在地里顶着日头劳作，在外边冒着风雨打工是不可能圆自己的大学校园梦想，也不可能让我的家庭脱贫，我想返回学校，可是返回学校上学又谈何容易呀？

我想到了妈妈，如果妈妈能回来就好了，妈妈回来，起码可以在生活上帮助我一些。父亲的病再一次得到了控制，不可能再去打骂妈妈了。再说，妈妈已经离开家这么长的时间了，应该不会再生气了吧。我渴望妈妈能够回来。就是在这期间，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