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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创作是一种思想的浪费，这种创作肯定对某些日益增涨的要求作出了答复——对改变诗歌的形式和内容的要求作出了答复，以促进诗歌的发展。散文诗这一时期，也许可以被当作一个无形的链圈，把他早期和晚期的诗歌连接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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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译本《再次集》第196页；《SahityerSwarup》，“KavyaOChhanda”，第38页。

与其他大多数创新者一样，泰戈尔还是散文诗这一事业的理论家，当然他并不乐意担任这一职位。当初，他在无牵无挂怡然自得的心境下，写出了散文诗的辩护词，这些辩护词似乎可以被看作他用来阐述自己观点的诗作。他的热情并没有持续多久，那些在热情中写下的诗作，是文学中的奇葩。他对这种尝试一本正经，对“散文”的形式极为执着，他的这种兴趣似乎显得过份热情和不自然。诗人在一个令人怀疑的宗旨引导下进行创作，他的实践很可能以失败告终。他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功，通常不是在理论的框架下实现的，诗人的整套理论，现在看来似乎更像是他自己的美好幻想，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理论是一种起跑的姿态，是一首序曲。我们很少能感受到那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或者心灵的渴求，迫使诗人顺理成章地选择散文诗这种新的形式进行写作，他的辩护词只是自圆其说。当他没有什么东西可说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终于找到了表达最伟大事物的手段。但是客观地说，他的理论也孕育出了一些用其他手法难以完成的罕见的精品，这些精品才是真正的辩护词，然而总的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人为的匠心之作。变化即将来临，他正在悄悄地摸索前行。散文诗是一个转折的标志。当真正的灵感降临，他便丢弃理论，他在《边沿集》中就是这样做的，“对每一个教条主义者来说，生活正在某一个地方等待着他，而且最终必将把他逮住。”①生活不但最终会逮住他，而且开始时便已把他逮住了。我们感觉到泰戈尔为散文诗的辩护而提出的“理由”，与其说是充分的，还不如说是防御性的，而且，他不顾违背自己的本性而贸然行之。总而言之，诚如他自己所说，他本来希望接近普通人民，并且让他的缪斯脚踏实地，然而他的这个希望却落空了，散文诗这种所谓的简洁形式辜负了他的期望。可是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散文诗的简洁容易使人误解，我们可以断言，普通的人们以及普通的读者，喜欢早期的泰戈尔，胜于喜欢后期的泰戈尔——尽管这两个时期里，诗人都进行了大胆的冒险。只有那些日益减少的文学小圈子里的成员，才欣赏泰戈尔散文诗中的深邃微妙；社会层次的不同，普遍的文化价值或者说“大众主题”的缺乏②，导致了尝试散文诗的失败。仅仅对诗人提出责备是不够的，我们并不怀疑诗人的真诚，而是怀疑采用散文诗这种形式是否恰当。应当指出，泰戈尔是极其警觉的，他不止一次承认尝试散文诗的失败，有时他几乎发现了那个一直躲着他的失败的真正原因。这些散文诗也许没有达到诗人所期望的高度，然而那些最为成功的散文诗，也有其自己的优美之处，而且它们自身的合理性是不能抹煞的。虽然诗人不久便放弃了散文诗写作，但这些作品却开创了散文诗的先河，散文诗现在几乎已成为一种传统，而且也有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名副其实的杰作。泰戈尔的散文诗，给年轻的诗人们以极大的帮助③；因为他们的创作目的与泰戈尔不同，所以他们利用散文诗开辟了新的疆界和领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有些年轻诗人是在对泰戈尔的生活和诗歌观的嘲笑中开始散文诗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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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乔治·戈登，《文学原理》第3页。

②波乃密·多布里，《破桶》导言。

③见阿图钱德拉·古博塔对采用这种手法的深刻分析。

泰戈尔自己倾向于认为，他改变了创作的形式，那是由于他的思想观点产生了变化，在艺术史中被称为“观察方式”的变化；而且，诗人还觉得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他也许会更加接近时代的精神，更加接近人民。从这一点上来说，诗人的尝试是为了进一步接触和探索一直没有引起他注意的自我和社会这两大领域，他的尝试是为了寻觅源泉，寻觅生活与诗歌的密切联系。显然，在作品中，诗人越来越多地关注起那些在生活中被忽视的方方面面，关注起默默无言的芸芸众生，以及“无主的杂种狗的悲剧”。

诗人用了许多比喻——有时甚至太多了，把自己的上述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诗人当时的心境下，库帕伊河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他已经采纳的平凡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