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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弱者，这些方面是我们给予特别关注的。这次五中全会特别提出的重要问题就是从原来的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现在就是走共同富裕。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很大的贫富差距，特别是某些人的仇富心态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存在的基本问题就是贫富不均所带来的仇富心态或者说感情上极大的落差。我曾讲过，现在的穷人跟我们过去的富人比，比过去的富人还富得多。像李敖说得非常坦率，中国现在关心两个“挨”，一个是不能挨打，一个是不能挨饿。他说得很直接，现在我觉得挨饿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不相信还有八千万。中央说还有三千万没有脱贫，没有解决温饱的问题，这也是程度的问题。但是仇富心态为什么这么重？这是一个心理平衡的问题，我们社会减压的机制太差，媒体推波助澜的原因也有。

关注弱势群体的节目，我们更希望给精英人士看

记者：凤凰如何定位自己的受众群体？

刘长乐：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定位为精英文化，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强调时尚性和青春性，实际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定位。但是在以后不断改造和不断调整中间，使得我们的市场感觉越来越敏锐，通过对中国电视市场以及海外电视市场分析研究，我觉得我们要走另类的路线，就是要在市场定位方面瞄准三高人群，三高人群就应该用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体现。我们当时的办法是趋向于老少皆宜、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走的形式，在栏目上区分出来，既有《非常男女》的节目，完全走大众化路线，包括现在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但是我们又有很多节目是走精英文化的路子。关怀弱势群体，并不是我们要把这个节目给弱势群体看，我们更希望给精英人士看，引起他们的关注。因为精英人士中间有高层的官员、高级知识分子、高收入人群，之所以有这个取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落地情况导致的。因为我们市场落地情况是在沿海地区、发达地区落地的空间大，在农村包括西部落地的空间小，所以我们的定位也由我们的物质条件决定。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考量方面，首先我们是一个大众传播媒体，大众传播媒体肯定是以大众文化为先决条件。最近李希光又讲了，什么叫新闻媒体？什么叫新闻？新闻媒体就是一个做新闻的商业机构，把商业化问题进一步定位。我现在觉得我们的定位是双重性的，有两重性。比如说凤凰卫视资讯台和中文台，我觉得资讯台走的是完全彻底的精英路线，而中文台则不是那么彻底。

刘长乐（3）

《时事辩论会》是在中国现有的新闻语境中一个大胆的尝试

刘长乐：《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形态是正反两方的辩论，它是多元化话语空间的具象表现，尽管它只有两个或者三个声音，但是它强调不同，它最重要的是强调不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媒体大部分是一个声音，而我们强调不同，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时事辩论会的形式，让正反两个方面来辩论，而《时事辩论会》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直播的，因此我们又把《时事辩论会》和观众互动的部分变成网上直播，从网上直接进入，在网上可以聚集起一大批网民，他们这些人能够参与其中，代表更多人的声音。《时事辩论会》本身也是在中国现有的新闻环境、新闻语境中一个大胆的尝试，它的边缘和中国新闻语境的边缘起码是吻合的，当时我想了很长时间，这个节目怎么办；办不办？后来这个节目出来一段时间以后，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现在这个节目站住了，尽管受众空间不是很大，有一定的专业性，但是这个节目是成功的，这个节目一眼就被日本　NHK　看中了，NHK　买的凤凰整体的栏目，就只有《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日本朝日电视台的田原总一郎提出来能不能跟我们辩论，这也是一个突破，《破局之辩——中日辩论会》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很重的一笔，因为在中日官方、民间、学者间完全没有对话机制的情况下，首次用电视做载体进行公开辩论的就是朝日电视和凤凰卫视。《中日辩论会》在中国和日本都播了，在日本播了以后反应非常强烈，据说小泉本人也看了，对他有很大的冲击。中日关系的辩论在空中架起一个桥梁，什么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对话，这个《时事辩论会》演变或者延伸出来产生《中日辩论会》。我当时就讲这个意义是很大的，现在看来也确实是如此。对于公共的话语空间或者公共的话语平台这一点，凤凰试图营造或者已经营造了，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几乎所有节目都利用凤凰网或者网上对话，给公众提供对话的平台，甚至包括娱乐节目都是一样，我们极端重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