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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由于平面媒体本身爆炸性的开发，才使得这种受众的规模越来越广阔，才使得受众规模广阔带来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最后就回归到不是我要给受众什么，而是受众需要什么，这样一种转变实际上使得我们现在发生了受众本位这样一种地位的确立，这是中国的媒体在过去20年或者30年中间所出现的一个最本质的变化。但是说实话这种变化也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完全以受众为中心，大众意识或者主流趋向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带来的问题就很大了。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思考，是不是老百姓需要的我们就一定提供，是不是老百姓需要的就是天经地义的。

超女现象就是受众本位指标性的颠覆，它是一种指标，受众本位到了什么程度，这个指标在哪儿？到了超女。受众已经到了，当有这个载体在表现他们的愿望，在表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能够做到淋漓尽致的话，他们到了顶点，就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那就是超女，这种现象深刻说明中国的受众本位已经到了彻头彻尾的指标了。

刘长乐（2）

我们的新闻价值观里体现得更多的是爱国主义

记者：凤凰作为一家商业媒体，为什么如此强调社会责任感？

刘长乐：我想作为媒体本身，现在的社会责任是我们在受众本位返璞归真以后所面临的新问题。社会责任这个话题实际上在美国是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提出来的，我本人对社会责任方面问题的研究，可能比别的媒体人稍微多一点儿，因为我觉得社会责任论确实和凤凰很贴切。与此相对应比如自由主义、专业主义，这也是我们崇尚的，但是怎么样把社会责任论作为我们的主流，我觉得在中国的新闻媒体环境中，现在不是有一个关键词叫语境吗？是话语环境这个空间里边可能要遇到的最主要的一个挑战。因此我讲，我们现在有一句话，“一片媚俗的电视现象中”，这个说法对其他电视同仁确实有点不公平，其实我们自己也媚俗，我们也有很多媚俗的东西，凤凰怎样才能够争取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时又用自己的影响力，争取净化社会或者影响社会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美学观念呢？这三个观念都很重要，我们不更多强调美学观念，但是我现在觉得凤凰在提高或者修正人们的审美意识方面做着不懈的努力。审美价值也应该作为凤凰在新闻价值观里的一个部分，我们的新闻价值观里体现得更多的是爱国主义。

记者：“拉近全球华人距离”包含哪几层含义？

刘长乐：拉近全球华人距离，从政治上讲，它强调很大的包容性。为什么呢？全球华人在意识形态里是非常多元的，或者说有的是很对立的。从价值观来说，香港的价值观毫无疑问是商业的，毫无疑问是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在经济条件上崇尚资本主义，跟大陆有差异。所以我们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就是强调它的包容性，在政治上讲就是强调它的求同存异，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再一个我们说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它的另一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强调了跨越国家的概念，这次我去参加世界华人大会，卢泰愚单独接见了我，他说，中华经济是日不落经济，为什么说中华经济是日不落经济呢？华商们遍布全世界各地，他们在全世界各地表现出来的经济上的造诣确实是独树一帜的，在很多主流国家里边，他们表现得非常强劲，还有东南亚地区，泰国华人只有8％，但是他统率泰国经济47％。印度尼西亚华人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10％多一点，但是他们统率印度尼西亚经济50％，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华人的经济本身在全世界可以说是举足重轻的一个经济体，你说经济共同体也可以，靠的是什么呢？靠民族血缘和中华文化作为纽带。因此我想，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华经济是一个日不落经济，这个话一点不过分，而且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和文化的联系，因此我讲拉近全球华人之间的距离是跨越历史形态的，是跨越政治体制的。为什么我自己的公司叫乐天公司？有人说因为你叫刘长乐，所以你起一个带“乐”字的。我说不对，我喜欢白居易，白居易号乐天，乐天除了乐观之外，还有达观的意思。达观在字典里的意思还有一个叫远离政治。人家说，你就是搞政治的。那是他的解释，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不管怎样，这种达观的概念是乐观，除了乐观之外没有一个更精确的定位。所以我觉得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也包括在经济领域或者文化领域里的，当然还有感情、血脉上的。

记者：凤凰的追求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吻合的。

刘长乐：我们的文化追求，我们的道德追求，特别在人文方面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