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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气焰之盛。谭献收到此信时，正在武昌。他与梁鼎芬、钱恂等交善，此事必告张之洞。很可能经钱恂介绍，张邀章太炎到武昌。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称：

“余持春秋左氏及周官义，与言今文者不相会。清湖广总督南皮张之洞亦不熹公羊家。有以余语告之者，之洞属余为书驳难。余至武昌，馆铁政局。之洞方草《劝学篇》。出以示余，见其上篇所说，多效忠清室语，因答曰：下篇为翔实矣”

章又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称：

“余昔在南皮张孝达所，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张本好疏通，不暇精理，又见是时怪说流行，惧求深适以致妄，故有是语。时即答曰：经有古、今文，自昔异路；近代诸贤，始则不别，继有专治今文者作，而古文未有专业，此亦其缺陷也。”

第19节，

由于张之洞、章太炎的学术宗旨有相同相通之处，皆主古文经、左氏传；张邀章的目的，是请章写文驳康的“素王改制”。而章被康党所殴的经历，更使张之洞、梁鼎芬希望其能激发讨康的强烈意志。章太炎到武昌后，撰《〈正学报〉缘起》，并作《〈正学报〉例言》；《正学报缘起》称言：

“南海梁鼎芬、吴王仁俊、侯官陈衍、秀水朱克柔、余杭章炳麟有忧之，于是重趼奔走，不期同时相见于武昌冀就其疆域，求所以正心术、止流说者，使人人知古今之故，得以涵泳圣涯，化其颛蒙而成其恳恻”

由此可见，此期办报者为五人，且也没有明显的批康言论。

张之洞精心筹办的《正学报》，最后未能刊行，其原因未详。以我个人的揣度，其未刊的原因大体有二：其一、《正学报》的班底皆有较深的学术功力，以此似可办一所学园式书院（或近代学院），各自讲学研究，千妍万艳；而若要同心协力共办一份政论性的报刊，未必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康门弟子那般真能力行果效。作为负总责的梁鼎芬，其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可能会过于雅致而细碎，这作为学者当属极其自然与正当；而主持定期出版的刊物，字字处处计较，将大大不利于各位撰述的自由写作。作为后台老板张之洞，对报刊文论时有苟求，往往揪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且手头事务极多，呈上稿件经常不能及时返回，这一作派明显不利于刊物的定期发刊。其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百日维新”开始之后，京师的政治局势变动极快，这本是各类报刊充分成长的最好时机，可随时发布评论或消息，且有众多读者而市场扩大；而《正学报》作为代表张之洞政治观念与立场的政论性刊物，企图对全国的思想与学术进行正确的指导，很难在纷乱的政局中，找到并坚持那种恰如其分的政治立场与学术态度。从前引陈庆年日记中可以看出，张之洞及其幕中人物虽在武昌，但关注的是京师，任何景象与气温的变幻，都会在他们的心中激起重重涟漪。政治家与政治评论家不同。政治家需要那种平静的态度和适度的言论，以能在政治风波中保持其稳固的地位，而不能像政治评论家那样，在政治动荡中指引人们的前进方向。而到了秋天，政变发生了，变法中止了，此类刊物也顿然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原有的意义。┊米┊花┊书┊库┊&nbsp；www。7mihua。com

从甲午到戊戌，以上海为中心，全国各地办起了许多学会与刊物，大多是由志同道合的学人士子仓促为之，其绚丽的色彩来自于思想者的摸索与探究，不成熟，多变化，是突出的表征，也引出了众多青年读者的精神开放。这是那个时代的召唤。《正学报》的目的如同《劝学篇》，企图以一种唯一正确的思想，通过政治的力量，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学术，即便是刊行了，恐怕也很难像康有为、梁启超所做的那样，在青年人中获得大的反响。思想与政治不同，不存在惟一正确性，且只能以浸润的方法而不能施之指导的手段。这恐怕也是张之洞、梁鼎芬等人踌躇为难的地方，他们在“康学”的步步进逼之下，取节节防守之势。以梁鼎芬、吴兆泰、沈曾植、周树模、姚晋圻、曹元弼、王仁俊、胡元仪、陈衍、陈庆年、纪鉅维、朱克柔等十二人“题名”的《正学报序例》，因该刊未发，成了一篇历史文献，述说着张之洞等人曾经有过的设想：

“蒙等被服儒术，薄游江汉，同气相求，不期而遇。寓公什七，邦产什三，相与揽江山之信美，感王室之多艰。外患日蹙，内忧未弭。人伦渐斁，人类将绝。辄为之掐膺擥涕，腐心切齿。思惟昌明正学，庶有以救之。痛迂谬者之误我国家，恶狂恣者之畔我圣道，爰取海外诸国之报章，我中土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