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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峰，靠的是什么？就是那团永不熄灭的圣火，那股殉道的激情。远古时代人们在愚昧中塑造出的上帝在理智跃进的光辉中注定要消隐了，但人们渴望和谐的理想和激情却是永恒的。在写于1930年的《宗教与科学》中，爱因斯坦仍在如此说：“人类所做和所想的一切都关系到要满足迫切的需要和减轻苦痛。如果人们想要了解精神活动和它的发展，就要经常记住这一点。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不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努力和创造外表上多么高超。”“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作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

科学是献身者的事业，科学的理性需要坚韧的情感去支撑。爱因斯坦对宗教的解说，与他那超凡脱俗的人格一样，充满智慧，其关注的对象没有丝毫荒唐无聊的琐碎欲望，所以他才说“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但是这种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样”。科学家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只要他能够从自私欲望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种感情就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指导原则。这样的感情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非常相像的。”

《圣经》中有一段这样的故事：亚伯兰照看着羊群，夜晚常同牧人一起围坐在篝火旁。夜很凉；宁静的夜，发人幽思，导人遐想。亚伯兰几小时几小时地观察星辰，研究星星运行的路线，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了世界的广袤无垠和它的宏伟、美丽与和谐。他心中感到惶悚不安：因为他对月亮神的信念愈来愈动摇了。于是，有一天，他突然有了个想法，认为只有全宇宙——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创造者，才是唯一的神。这神威力无穷，无所不在，但又无形无影。亚伯兰并不隐瞒他的新信仰，他公开宣讲教义了。

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不正来于此吗？亚伯兰凝神仰望的星空宇宙，在慕尼黑的郊外，同样激起爱因斯坦类似亚伯兰的感受。不同的是：亚伯兰发现了一个统治整个宇宙的“神”，爱因斯坦发现的则是宏伟、美丽与和谐的自然规律。他们也有相同之处，即对宇宙宏伟、美丽与和谐的惊愕、敬畏。

新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弗洛姆在《精神分析与宗教》一书的第三章《宗教经验若干类型的分析》中，把人类的宗教感看成是对一种强有力的权威的皈依，人通过这种皈依和依附，才能免遭孤独感的折磨，从有涯到无涯，从有限到无限。在弗洛姆看来，上帝是人的较高自身的表象，“上帝不是统治人的力量的象征，而是人自身力量的象征。”真正宗教的神秘基础不是恐惧和顶礼膜拜的迷信，而是爱，是人自身力量的表述。

正因为如此，西方许多著名自然科学家对宇宙结构的对称性、美和秩序，才觉得那么亲切，又令人仰视。像爱因斯坦一样，这种科学家们共有的宇宙宗教感，就是人对绝对的追求和心向往之；就是人把自己的精神同宇宙永恒的精神融合在一起的企图；同时也是人对宇宙秩序井然表示一种无限的敬畏和赞叹，以及人对其自身理性力量的表述和信赖。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开普勒、牛顿、莱布尼茨、康托尔、法拉第、萨巴第、卢瑟福、康普顿、玻恩、泡利、海森伯等等。这些泛神论者在科学的立场上，在各自的科学研究中，都像爱因斯坦一样，把上帝、自然已融合为一个统一的伟大观念，即上帝——自然（Gott－Natur）。科学家们并没有向远古神秘的宗教缴械投降，相反，他们只是以宗教般的虔诚与献身精神，用理性的语言揭开了人类万世景仰的自然奥秘。当人依靠理性发现并欣赏到宇宙的完美，宗教千百年来的内在企盼就与近代以来的科学睿智并肩而立。

我们曾幼稚地误解过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包括误解爱因斯坦。

今天，我们还会误解吗？

让我们再次听听两位理论物理学大师的发自内心的自白：普朗克说：“在追问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摄世界的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了。它们各自给出的回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加以比较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不仅不矛盾，而且还是协调一致的；首先，双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