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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

“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三，４７—４８页）。陈独秀的这类议论是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的人们固然没有能对孔子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思想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作出科学的分析（这方面的问题现在也还不能说是已经有了定论，学术界仍在进行讨论）

，他们立论的重点是：“孔子之道”

，即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的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是否还应当保存。他们的确是抓住了思想政治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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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迫切的现实问题。

在当时的思想界中，批判孔教，反对传统的旧礼教的，还有吴虞、高一涵、钱玄同等人。这些人在五四运动以后都逐渐地从战斗的前线上退却下来。但是在五四时期，他们不失为冲锋陷阵的战将。

胡适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起了重要作用的人，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在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学方面。当时人们明确地认定“文学革命”是和“伦理革命”

、“政治革新”密切联系的。胡适说：“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做里子。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胡适文存》卷一，２９页）由胡适、陈独秀联名的一封信中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

（《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但胡适毕生所承认的新思想始终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且他一贯地坚持认为，不应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五四运动后，他只能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日益背道而驰。

鲁迅这个毕生随着时代前进，坚持对一切反动势力、一切反人民的文化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的伟大战士，在五四时期，以其特有的风格积极地参与了对封建旧礼教的进攻。他在１９１８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鲁迅全集》第１卷，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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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旧封建礼教的一声强烈控诉。读过这篇小说，吴虞写了篇《吃人与礼教》。

他指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

（《吴虞文录》，７１页）

尊孔复古主义者把封建主义的糟粕说成是必须保存的“国粹”。

五四时期的人们对这种国粹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鲁迅说，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东西未必就应该保存。他把封建主义者所说的国粹比作脸上长的瘤，额上长的疮，“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鲁迅全集》第１卷，３８２页）。鲁迅还指出，这种封建主义者的国粹只足以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负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鲁迅全集》第１卷，３８４页）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抱着一个总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进步起来，能够自立于世界。

前面已经引用过的陈独秀的文章说，他所要求的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

，“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

，“输入平等人权之新信仰”。

这是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前几年间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人的共同主张。他们明确地认定，他们所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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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文化，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

，就是“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主义文化；他们所提倡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