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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就可以几乎无限制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就可以把生产关系提高到最理想的程度。

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这就是“大跃进”

、人民公社。

强调阶级斗争，虽然和苏联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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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有近似之处，但因为和大搞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也具有自己的特色，造成特别严重的灾害。

第三种情况是，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不彻底，收效甚微，未能坚持进行。一波同志在《改造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一篇中所说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因此他主张，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扩大一点企业的权利。根据毛主席的这种思路，在１９５６年以后的几年间，进行了几次放权给地方的改革。

一波同志肯定在这些改革中包含着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又指出，这种改革当时并未生效，往往成为放权和收权的反复。

其所以如此，是和存在着上述的两种情况有关系的。

第四种情况是，党做了不少纠正“左”

的错误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缩小了“左”的错误造成的危害，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尤其可贵的是，还提出了一些从长远意义上说来很有价值的新的观念。

例如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坚决驳斥了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强调经济核算的重要性。在１９６０年以后，随着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央领导同志们在工业、农业、知识分子政策上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好的思想。

在本书中，对于１９６１年邓小平同志领导制定《工业七十条》的指导思想，对于１９６２年邓子恢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对于周恩来、陈毅同志在１９６２年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都作了高度的估价。

书中还谈到６０年代初期，曾试办托拉斯。

当时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已经逐渐发现单靠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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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业，有不少弊端。少奇同志还说，要学习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很容易想象，这样的看法不久后就被攻击为资产阶级观点。总之，在那十年中确是经过正面、反面的经验，得出过一系列好的思想，表现了摆脱“左”的思想束缚，避免苏联模式弊端的趋向。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思想只能在一个短期内多少起一点作用，或者简直在刚产生后立刻就被抹煞了。

根据以上这些情况来看，人们也许会说，这十年的探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收获。

但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第一，这十年虽然由于“左”倾错误而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如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薄一波同志这本书中所说的，我们仍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第二，上述的在探索过程中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从长远来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正面、反面的经验，我们在１９７８年以后，就未必能那么迅速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１９０年以后，世界上常有人提出问题说，为什么中国能够不发生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变化？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要说，这是因为我们在近十几年来已经走上了一条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恐怕还应该回顾历史，追溯到１９５６年，即我们开始十年探索的时候。在那时，中国的面前本来有一条毫无阻力的路，那就是一切按苏联的模式做。如果那样做，就不会犯“大跃进”

、人民公社那样的错误，也不会和苏联发生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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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和冲突，而是维持“牢不可破”的关系，以至成为一个大的“卫星国”。最后，中国就会在８０年代末，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莫斯科开始倒下来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

由此可见，由毛主席在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发起的探索，是多么重要。

这种探索，固然没有能够使我们立刻避开苏联的模式的弊病，而且使我们曾在一个时期陷入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是这些反面的经验，给了我们以在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