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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我不愿意事情有任何失误，就像文章中出现一个错别字。

每当烦恼与疲乏时，我习惯用音乐治疗自己。晚间，坐在书房里打开音乐，心境随之渐渐宁静下来。台灯的光将书桌上一本金口的书照得锃亮。这本书是这次展览作品的图集，展览前在意大利印刷的，书口是贴金的，非常夺目。我忽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看看集上这两幅作品呢。如果是“旧伤”，集上一定有。我抓住集，匆匆打开找到这两幅，果然！叫我苦恼而无法摆脱的小小的伤痕都在集上！来是这两件古上的“旧残”！

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心儿关闭的门一下子打开，充满光亮。第二天一早，我就拿着集给上海方面的代表看。他脸上顿时笑逐颜开，说：“来是以前的破损。太好了，但先的资料怎么没有呢？看来他们的工作也有疏忽。”

我说：“我们第一天验时也有疏忽。下次绝对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上海方面的代表说：“冯先生，不要自责了。现在可以说，这样的展览已太完美了。”

我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放松任何一个细节。”

这天，4月11日，春寒突袭，气候挺凉，中午下一点细雨，地上没有任何积水，却刚好压住地面上的灰尘。三时许，海关运的车已开进天大，直抵学院的院子中央。俟风停雨住，用铲车将箱搬上集装箱大卡车，关门上锁，缓缓启动。在这一瞬我想起昨天用白宣纸将达芬奇的《骑士》小心地一层层包上装入鲜黄的硬夹的那一瞬。我好像在把我自己的珍藏包起来任人割去一般。难道这些大师们与我有这般情义。由何结此情缘呢？

于是，我不觉扬起手来挥了挥，向他们告别。我想，我如果再去佛罗伦萨，我一定去贝利尼博物馆去看看他们我连每幅的个性与气息都深深地记住了。待到那时，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最美好的生活总是充满想象，同时又没有回答。

我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1）

冥冥中我感觉《清明上河图》和我有一种缘分。这大约来自初识它时给我的震撼。一个家敢于把一个城市下来，我想古今中外惟有这位宋人张择端。而且它无比精确和传神，庞博和深厚。他连街头上发情的驴、打盹的人和犄角旮旯的茅厕也全都收入中！当时我二十岁出头，气盛胆大，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发誓要把它临摹下来。

临摹是学习中国笔墨技术的一种传统。我的一位老师惠孝同先生是湖社的师，也是位书的大藏家，私藏中不少国宝，他住在北京王府井的大甜水井胡同。我上中学时逢到假期就跑到他家临摹古。惠老师待我情同慈父，像郭熙的《寒林图》和王詵的《渔村小雪图》这些绝世珍品，都肯拿出来，叫我临摹真迹。临摹作与印刷品是决然不同的，作带着家的生命气息，印刷品却平面呆板，徒具其形此中的道理暂且不说。然而，临摹《清明上河图》是无法面对作的，这幅藏在故宫，只能一次次坐火车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绘馆去看，常常一看就是两三天，随即带着读时新鲜的感受跑回来伏案临摹印刷品。然而故宫博物院也不是总展出这幅。常常是一趟趟白跑腿，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我初次临摹是失败的。我自以为习从宋人院体派入手，《清明上河图》上的山石树木和城池楼阁都是我熟悉的法，但动手临摹才知道中大量的民居、人物、舟车、店铺、家具、风俗杂物和生活百器的法，在别人里不曾见过。它既是写意，也是工笔，洗练又精准，活脱脱活灵活现，这全是张择端独自的笔法。家的个性愈强，愈难临摹，而且张择端用的笔是秃锋，行笔时还有些“战笔”，苍劲生动，又有韵致，仿效起来却十分之难。偏偏在临摹时，我选择从中最复杂的一段虹桥入手，以为拿下这一环节，便可包揽全卷。料这不足两尺的面上竟拥挤着上百个人物。各人各态，小不及寸，手脚如同米粒，相互交错，彼此遮翳；倘若错位，哪怕差之分毫，也会乱了一片。这一切只有过临摹，才明白其中无比的高超。于是过了虹桥这一段，我便搁下笔，一时真有放弃的念头。

我被这幅打败！

重新燃起临摹《清明上河图》的决心，是在“*”期间。一是因为那时候除去*，别无他事，天天有大把的时间。二是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先自制一个玻璃台面的小桌，下置台灯。把用硫酸纸勾描下来的白描全图铺在玻璃上，上边敷绢，电灯一开，面清晰地照在绢上，这样再对照印刷品临摹就不会错位了。至于秃笔，我琢磨出一个好办法，用火柴吹灭后的余烬烧去锋毫的虚尖，这种人造秃笔出来的线条，竟然像历时久矣的老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