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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

“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

“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旍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简言之，在章太炎那里，旧的国粹方面比康、梁还旧还深，新的西方的政体思想比康、梁还新还锐。章太炎的《与吴君遂书》，提倡力行，兼革命与学术于一身，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

1904年，康、梁仍坚守立宪与改良的道路，但已失却从前的影响力。本年，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产生更大影响，康、梁之徒为之气沮。“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易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岂尚有他哉！”这个剖析，深入到康、梁的骨子里头去。当然，他们感铭于皇帝的知遇，这也没什么错，但他们搞他们自己的一套便也罢了，可是他们偏偏在自己给清廷打得抱头鼠窜之际，还对革命者的搭救毫不领情，并在海外毁坏后者的名声，口舌间所持有的一套还是清廷的语汇，其在海外的行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上下其手，莫名其妙，所以中山先生直接出马，他继续写道：

“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实明明出诸于梁启超之口，是何谓诬？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诚无伪耶？而何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耶？梁为保皇会中之运动领袖，阅历颇深，世情浸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而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既刻心写腹以表白其保皇之非伪，而梁未与之决绝，未与之分离，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

中山先生此种判断，具有无可辩驳的强大逻辑力量，足以使对手陷于哑口无言的境地。

夹在革命、立宪之间的名士派，易走极端。同盟会的变节者刘师培也对立宪、革命大加掺和，他在1908年5月24日的上海《神州日报》伪造一则《炳麟启事》，里面说“立宪革命，两难成就……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十多天后，章太炎在《民报》予以否认。启事虽起于章、刘龃龉矛盾，而神情口吻，逼肖神似。既揣摩到章的心理，同时也是刘师培的心态流露。

改良派与革命派的笔战，客观上让更多的人来认知清廷罪恶，谴责清廷暴行，让人民看清它的丑恶嘴脸和罪恶，认清它是贪污*的政权（这样一个政权，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了267年），让人民早日脱离它，唾弃它，迎来一个共和、*的新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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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中的差异性

保皇派与革命者的原则分歧，在1906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