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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甚至堕落成为一种势利眼气质，像你给我官做，我才对你忠贞，你给我权势，我才提起你就肃然起敬。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当你对他过分要求的时候，他便不能忍耐。而一般有鞋穿的人竟仍照旧地认为他的金钱权势无往而不利，自然要糟。前些时上演的一部电影《娇凤痴鸾》，其中有好镜头焉，老板打开窗子，教一个无辜的小职员跳楼自杀，以挽救他自己的错误。他曰：“你全靠我提拔，怎敢违抗我？”又曰：“跳呀！我加倍给你恤金。”那位小职员跳不跳，不卜可知。我们这个社会的有些有鞋穿的人，却硬是以为靠他的那一点点权和一点点钱，就可教人乐意去跳，不出凶杀案，难道出桃色案乎？

自己嫖妓女而把一个嫖妓女的小职员撤了职；自己一切都是“供给制”，却把一个贪污了一百元的小职员送进监狱。形式上看起来，你犯了法，当然如此之办。但促起叛心杀机的，也莫过于此。从前尚有那种“谁教人家是部长呀、科长呀”的想法，现在则大家平等，盖一般人对大小官崽以及有钱的官僚资本家，敬意有日渐衰退之象也。

《战国策》上有一段故事：魏国唐睢先生去见秦王，为了一块土地，着实顶撞了几句。秦王的地位比现在台湾岛上任何人物都权威得多矣，自然认为有损威严，乃曰：“你知道天子之怒乎？”对曰：“不知。”秦王曰：“天子之怒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睢先生曰：“然则，你知道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剃发光足，以头碰地。”唐睢先生曰：“非也，布衣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呜呼，布衣者，译成白活，就是光脚的人。一个人一旦有此观念，凶杀案便免不了也。这年头不是那年头，每个人心里都像玻璃球一样地明亮，啥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有言有不言而已。所以自己必须立得正，站得直焉。奉劝有鞋穿的人，如果自己不是正人君子，千万别牺牲别人以表示自己是正人君子，否则布衣一旦兴起布衣之怒，便是再多人向你鞠躬，都救不了你的命。尤其是那种动辄悻悻然曰：“教他们来找我，来问我好啦。”恐怕只能致乱，不能致太平也。

英雄宴

一九二六年秋天，柏杨先生有个朋友的父亲死啦，奔丧回来之后，有一天晚上，到我尊府串门，坐在太师椅上，一语不发。我当然努力安慰，他曰：“父亲逝世，固然使我难过，但人既已去，回天乏术，也无奈何，我现在难过的倒不是这些。”我大惊曰：“难道母亲大人也要死啦？”他瞪了我足有三分钟之久，把我瞪得照嘴上就给自己一巴掌，他阁下才叹曰：“我心里不舒服的是，从我奔丧一直到跪到坟上看人把黄土盖到父亲棺材上，我都不能哭一声‘爸爸’！”呜呼，盖他只能哭一声“爹”也。

不准哭爸爸，只准哭爹，其中学问大啦。据说，死人必须听到儿女声声哭“爹”，灵魂才能升天，如果儿女哭错啦，哭成了“爸爸”，而“爸爸”是六经上所没有的，该灵魂势必打入十八层地狱。我那位朋友虽然不信鬼神，可是父子连心，他仍是听从前辈乡贤的意见。不过，问题是，他们兄弟姐妹平常日子都是叫“爸爸”叫惯了的，一旦叫起“爹”来，总觉得隔了一层，好像有些假洋鬼子，忽然崽劲大发，把爸爸叫成“发得”一样。虽是同一个人，感情上却有千里之遥。该学生难过的就在这里，他的锥心之痛，并没有从哭声中发泄，而仍蕴藏内心。

谈起来前辈乡贤，柏杨先生最近有一奇遇，不可不供出以告国人。就在台北，一位在某商业学堂当主任的安瑞麟先生，两三年来，一再向学生宣传他是柏杨先生读高等学堂时的教习。我想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他既然很热中地当人之患，我也不反对，而且我也宁愿被这么提拔。不过他同时又宣传说，我老人家经常去他尊府拜谒，每谒一次，他就有一番告诫，劝我老家“改邪归正”，别再写杂文啦。这我就不能不揭竿而起矣，盖装腔作势，以增加身份，我决成人之美，不过不能用这种“英雄宴”手段。贵阁下看过敝大作《柏杨小说全集》第二集《打翻铅字架》中的《英雄宴》乎？一个结婚喜酒的宴会上，一位绅士猛吹他跟中华最高科学研究会主任委员邓克明先生是老朋友，不但从小同学，而且还通家之好。为了证明他真金不怕火炼，有一段形容，恭抄于后。（你阁下既视钱为命，不肯去买一册，我只好抄给你看。）

绅士舐嘴唇说：“克明原籍是太阳城，他母亲今年要是活着——我算算看，”他用优美的姿势算了半天，“今年整整九十六岁了。性情再温和没有，她五十岁大庆的时候阶段的思想。他认为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