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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曰：“脱！脱！”不久之后，小石子飞到台上矣，嘘声如雷矣，嚷着要退票矣。处此环境，女伶自然非继续脱不可。

作家自己脱没人看，只好脱别人的。南宫博先生脱李清照女士的裤子，有啥可惊的欤？何况那不过是循例脱之，没啥了不起，所有的古代女人到了南宫博先生手里，都照脱不误，没有一个能免此灾。有些人还发过呼吁，要求他不要再脱啦，再脱把文坛上的一点纯洁情操，都脱光啦，但那有啥用？一则是观众硬要他脱，最好是再有声有色才过瘾；二则是他自己也硬要脱。成为新闻人物的那个暗娼，你给她七块钱，她就脱自己裤子。脱裤派大作家亦然，你给他稿费，他就脱别人的裤子，不要说李清照女士的裤子，就是圣女贞德的裤子，都可脱也。盖他除了脱裤之外，别无他长。犹如猴儿戏焉，要的老是那一套，你不教他要那一套，教他耍哪一套？不信的话且看看南先生在《联合报》上连载的“这一家”，能看得下去乎？不过中国人的特质之一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再加上他又有脱裤绝技，自然所向无敌。

南宫博先生脱古人的裤子，是中国式的脱法，而且脱得千篇一律，《李清照》是如此这般，《西施》、《杨贵妃》等等，无不如此这般，看一本而知百本，没有新鲜滋味。郭良蕙女士脱今人的裤子，则是新潮派，乃洋大人式的脱法，看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读者先生，再去看《心锁》，恐怕一定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简直有点一模一样。晋王朝时名士之风盛行，像竹林七贤，有的不穿裤子，有的喝酒喝得七窍流血，当时就有一位乐广先生笑曰：“名教中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我不是忽然想当正人君子，而是说这句话似乎可以套用，曰：“不以性为主的作品，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新潮派的原意是啥，我不知道，也不必问，说起来准一大套，但现在看来，不过是脱裤派罢啦，而且脱得越光越妙，时代风气如此，我们无可奈何焉。问题是，一定不脱，也照样可以快快乐乐，照样可以连载出版，何必一定要脱乎哉？无论哪一本震世名著，内容免不了有性的描写，那是构成困扰或骚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但绝非仅以那玩艺为满足。一个作家也好，一个读者也好，如果认为脱裤子不过瘾，那就未免高速公路矣。天下只有前面所举的暗娼者流，才那么急吼吼地猛脱。便是台北的陶公馆，也都要稍微有一点情调。盖男女之间即令是嫖客和妓女，除了性之外，还有别的更多、更重要的东西，而脱裤派却硬是非此不乐，大概各有其痒也。

描写性行为是不是道德，迄今没有定论。说脱裤派是艺术的，我们不置一词，因木宰羊焉。但穷斯滥矣型文人硬说脱裤派竟然是道德的，就得研究一番。《金瓶梅》以一十万字写性行为1852年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是运，以几千字写淫夫淫妇的悲惨结局，凭天地良心说，有道德上的效果乎？如果认为只要有悲惨的结局，使淫妇淫夫受到惩罚，就是道德，我宁愿横行世界九十年，然后死于“砰”的一声。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应强迫他们的妻子儿女，每人都要熟读《金瓶梅》和“查夫人”，是不是道德的，到彼时才知也。我想，道德的规范随时代而不断改变，本已无法固执，而艺术家、文学家也同样有其特权不理那一套，但是有一点似乎应该考虑到，如果自己的作品不能让自己未成年的儿女们看，他就没有理由让别人未成年的儿女们看。

一个人被批评并不容易，柏杨先生想被别人批评，以便抬高身价，还没人肯批评哩。盖被批评的人必须有相当分量，而且为批评的人所惋惜。如果别人对他连批评兴趣都没有时，那就惨矣。据说？《春秋》专门责备贤者，狗咬了人，只能责备人不小心，不能责备狗乱咬也。《创作》月刊责备南宫博先生和郭良蕙女士，以及柏杨先生这篇大作，都是此意。盖脱裤文学天下滔滔皆是，有的更血淋淋的焉，纵然多两位加入，也没有关系。不过以南先生和郭女士崇高的地位，也去脱之，大家自然要掩书叹息。柏杨先生特为此文，刺激刺激，希望多加考虑。如果仍认为脱裤是对的，则不妨尽量地脱，甚至高兴起来，亲自上台脱给大家看，我都不在乎。

妖风

前些时台北发生一场学术论战，论的大概是“中西什么化”之类的玩艺，普通小民不懂也。但后来却逐渐有点儿懂，盖招架不住的一方，以居浩然先生为首，祭起各色各样的帽子，把胡秋原、郑学稼、徐复观几位先生，祭得晕头转向。一会说他们是汉奸啦，一会说他们曾经反抗过政府啦，一会说他们思想有问题啦，一会又说他们简直仿佛非是共产党不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