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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传来的声音。她说：“我已经来到马来西亚，一个叫普朗的小岛旁边，在一个儿童救助中心服务。这是一个没水也没电的小�村庄——”� 又一阵欢乐的轰响淹没了她的声音，他拼命集中精力，也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当如潮的响声平息，电话已经断了。他不知她在哪儿打的电话，他也不知她究竟到了多久，他想知道别后她所有的情况，但他什么都不晓得。他像她离开上海时一样，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深重的惆怅和无奈包围着自己。 （发表于《上海文学》2000年6月号）&nbsp&nbsp

引子

孙以达是我在省城工作时调进编辑部的。那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想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单位。他父亲是药厂工人，母亲是个供销社营业员，况且家在省城近郊，没什么门路。通过一位业余作者，辗转托到我这个主编。那一年，省城里恰好有一篇涉及婚外情、第三者的小说在争鸣。我就说，让小伙子写一篇对小说的评论文章，我读过再说。 嘿，他的文章还真写得不错，编辑部理论组又正缺人手，他就调进来了。 人事干部约他来见面的时候，我一看这小伙子长相很英俊，蛮入眼的。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个称职的编辑，编过不少引人瞩目的好文章哩。说实在，对于我来说，这不过是离开省城回上海以前调进的最后一个业务干部而已，早就忘了。没想到，事隔多年，孙以达还记着这件事。这次出差来上海，热情地打来电话，一定要约我吃饭。 我说饭就不吃了，你难得来上海，时间紧，不要错过了好好看看上海的机会，我请你夜游浦江吧，那是很值得一看的景观。克林顿、布什、施瓦辛格来上海，都看了灯光璀璨的黄浦江呢。 他一听很高兴，说他就是想同我聚一聚，有好多话要对我说，吃不吃饭无所谓。 上了豪华游轮，要了两杯茶，坐在靠窗的位置旁，一边观赏浦东浦西流光溢彩的风景，一边聊天。 我细细端详着眼前的孙以达，发现他眉宇之间积郁着一股怅然之色，好像有什么心事。岁月不饶人啊，当年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如今也已三十出头，一副中年人模样了。 我指点着浦江两岸古老的和崭新的楼群，向他如数家珍地介绍着一幢幢楼房的故事。 可我很快发现，孙以达对此并没多大的兴趣。他呷了一口茶，告诉我，他正遭逢人生中的一道难题，一道翻不过去的坎，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真是烦恼至极。出差之前，他就想好了，到了上海，要把一切都跟我说说，让我给他出出主意。 我感觉有些意外，但仍表示十分愿意听听他的 近况。他又喝了一口茶，就给我讲了起来。他说一切事情都起源于我离开省城的第二年，因为他是刚到市文联机关不久的大学生，照规矩，就被派下乡去参加了扶贫。从头年春末夏初的五月间，到来年的五月份，一个对年。 他的故事，发生在扶贫的下半年，也就是来年的早春。&nbsp&nbsp

上篇：泗溪　（1）

面包车翻过山垭口，前面的道就看得清晰起来，一路都是下坡，直接可以开到小石桥边，走不了几步，就进泗溪寨子了。 路仍是不平，坑坑洼洼的。轻巧的小面包车颠摇得愈加厉害了，孙以达不得不随着车子的摇晃，抓着座位前的把手，保持身体的平衡。 乍然而至的春雨又下大了，车窗玻璃上模糊的一片。雨刮器刚刮出一个弧形，顷刻间又被密集的雨点子淋模糊了。 孙以达抬起头来，透过车窗望出去，泗溪寨子笼罩在浓浓的雨雾中，田坝、坡土上，一个人影子也不见。唉，还要在这么个偏僻的寨子里，过上好几个月孤独的日子！ 他不由无声地叹了口气，收回呆痴的目光，面包车正在泥泞道上拐一个小弯，车子前面二三十步远，一个女子双手张开一条手绢，遮挡着头顶上的雨，大半边身子，都已给淋湿了。 从去年初夏到泗溪扶贫，一直住到腊月间回省城，孙以达和泗溪寨子上的大多数农民都熟了，喊得出他们的名字，也晓得他们都是哪家的。可车子前头的这个女子，仅凭背影，他却认不出她是哪个？ 不过错不了，她准定是泗溪寨子上的。走这条路，必定是到泗溪寨子上去的。 他抬了一下手，对司机说：“停一下，让她搭个车吧。” 司机点点头，把车子开得更快一点，鸣了一声喇叭，直冲上去。赶路的女子停下了脚步，转过半边身子让车。 车子在她面前停下了，孙以达拉开了车门，这个女子他不认识，但他还是招呼着：“是去泗溪的吗？” 女子使劲点头。 “那就上车罢，雨下大了。”孙以达还是十分热情地说。 女子只是稍一迟疑，说了一声：“多承。”抬脚就踏上车来。她的脚底板上糊满了稀泥巴，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