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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发财，就供给弟弟一个房子。唐瑜比我大四岁，我们一直很要好。唐瑜靠近共产党，出狱以后一直与潘汉年有联系。我又与唐瑜在一起，所以也就与地下党很熟悉。我跟共产党很多年，当时并没有想加入，只是一心想画画，能够发表就满足，与共产党有了不小的缘分。“二流堂”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到最后才平反。现在关于以前“右派”的事情，我统统不讲了……

李怀宇 抗战胜利后，你画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漫画。当时整个文化界的风气是怎么样的？

丁 聪 因为整个文艺界抗日协会都是周总理在领导的，文艺界的天下都是共产党的。夏衍、陈白尘、阿英他们很早就是地下党。

1949年后，丁聪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工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从此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无法在内地公开发表漫画。“文革”结束后，丁聪以超常的精力，创作了大量的讽刺漫画和文学书籍插图。1979年《读书》创刊后，他的漫画专栏从未中断。

李怀宇 1949年之后，漫画界的风气如何呢？

丁 聪 1948年年底、1949年年初，我们跟阳翰笙、张瑞芳一批回到北平，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国。后来，开文代会、青代会、政协会议。解放初期，周恩来他们也很平易，后来就不一样，但是周恩来对我还是很好，给我敬酒。解放以前，我们很大胆，以为不是共产党，好做事情，什么事情我都好做，那个时期反而是共产党比较困难。就算我被国民党抓到监狱，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共产党。那个时候，反而最大胆。

解放初期是很好的。可以画东风压倒西风，可以骂外国人，骂帝国主义。开始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反右”后才慢慢清楚……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跟第一次慰问团和廖承志去了，画画也都是凭概念的。刚刚建国以后，廖承志就找我去上海买邵洵美的机器，招工人。1950年年初运回机器，就让我们创建《人民画报》。其实我不想编画报，这样就没有时间画画了，我是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因为不是党员，后来就被打成“右派”。

李怀宇 1957年到1977年二十年之间，有没有画漫画？

丁 聪 我偷偷地画，在北大荒我画了很多。1958年，我们去了北大荒，聂绀弩后来也去了。我当时也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画。我们当时怎么会反党呢？这样是胡说八道、没有理由的。现在我还搞不清，也根本不问了。在编《北大荒文艺》时，也为他们画出了一些插图，当然不是用自己的名字。这些都不是漫画，真正画漫画还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了。我一个人主要搞技术，每个月我在农垦局的印刷厂里设计版式、排版和校对，一待就是半个月。等刊物印出来后，再用牛车把它们运到火车站，装上货车，押运回来。这样，在编杂志的半个月里，我便有时间画画。我在《北大荒文艺》，聂绀弩当时关在监牢，我就把他也弄到杂志社。帽子不摘我就不回来。后来，我到了北京才摘了帽子，摘了帽子还是一样，还是“摘帽右派”。平反以后，我仍然不能在内地发表画，但可以在香港发表。我和龚之方合作，在香港《文汇报》上刊出《北京小事记》，他写文章，我配图，写北京的题材，都是歌颂的题材。

李怀宇 “文革”结束后，你又进入一个创作的高峰期，这时的创作环境怎样？

丁 聪 “文革”结束后，我们才基本恢复以前的工资、权利。断断续续地，我跟陈四益合作写了很多本书。1979年，范用、冯亦代他们请我去《读书》。但是受上海电影制片厂之邀，我去了上海搞电影，戏没有拍成。回来以后，我也不回《人民画报》。最自由的时期，还是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因为“四人帮”压得太厉害了，文艺界需要喘息。三中全会以后，我也画了很多讽刺社会不良现象的画。只要有机会、有氛围，我就会画……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讽刺，实际上对政府是有好处的。英美都没有限制，法治国家，什么题材都可以，只要不违法，都可以。

丁聪：笔底才情敌万夫（5）

李怀宇 范用写过一篇叫《相约在书店》的文章，讲你们一起到三联书店旁边吃饭谈天，朋友间的情谊很让人感动。

丁 聪 跟《读书》那些人，我们是好朋友。范用、沈昌文、董秀玉都退了，我是最老的了。我跟吴彬她们关系也不错。二十多年来，我还在拿《读书》的稿费。我对《读书》有感情，尽管脑子跟不上了。这两天我又要给《读书》发稿子了，连标题也是我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