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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笔底才情敌万夫(3)
李怀宇 抗战开始后,你的漫画生涯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丁 聪 最初上海抗战的时候,我在《良友》开始画抗日漫画,那是最起劲的时候,拼命画,用漫画救亡。上海沦陷后,我逃到香港,八年抗战我一直在后方,辗转于香港、重庆、昆明、桂林等地。1938年,我创作了《流亡图》。画抗战漫画以后,我才开始接触政治。以前都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讽刺一下,开开玩笑。30年代初的文艺界,一直是左翼领导,鲁迅他们都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特别是电影界,首先被共产党掌握,比如夏衍、赵丹他们都是左倾文艺工作者。慢慢地,左派的文艺势力占据了上风,我们也就开始接触共产党。共产党开始先抓文化,联华电影公司就比较进步,大学生比较喜欢看。而“天一”、“明星”这些就比较老,没有文化,也没有有声电影,是默片。左翼文人就抓联华电影公司,大学生也开始演话剧。党就是靠抓电影,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因此,新电影兴起之时,我们的抗日刊物就与电影公司合作。我最早就是与唐瑜编画报,之后去《良友》。后来上海成为孤岛,日本人肯定要对我们抗日知识分子动手,我与张光宇他们逃难到香港。刚好《良友》也从上海搬到香港,所以,我一到香港马上就有工作了。香港是个自由港,只要不骂英国,什么活动都可以做。我到了香港就接触了共产党,与廖承志、夏衍他们相识,我们在上海的那些进步青年就靠拢了党。一接触共产党我们就发现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够朋友。我们当时就编了八路军的画报,《良友》以前封面是美女,抗战以后我们都改成画八路军将领,都是爱国题材了。
李怀宇 当时,你与夏衍、廖承志他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关系如何?
丁 聪 抗战以后,左倾的进步文人都是倾向于共产党。我们到了自由的香港,共产党也公开了,我们与乔冠华、廖承志、潘汉年经常接触。我那时二十多岁,夏衍比我大十六岁,夏衍是广州沦陷后,撤退到香港,再去桂林。在香港待了两年以后,我跟随夏衍到桂林、重庆等地,然后走昆明、河内等地回到香港。以后也总是通过越南到内地,受到他们的照顾。我在上海的时候不能画蒋介石,到了香港以后画了《现实图》,我在《现实图》里一下画了两个蒋介石形象过过瘾。
李怀宇 你为了画漫画,在重庆还跑到妓院了解情况,画成了彩墨漫画《花街》?
丁 聪 对。重庆有一个最下流、最低级的地方,我把它画出来了。徐悲鸿非常肯定。有这样的现实,我就要画。
李怀宇 周有光讲过一个笑话,抗战时期你经常去他家,他儿子十分崇拜你。有一次家中闲谈时,周有光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他六岁的儿子就向你告密。等到他儿子七十岁的时候,对周有光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丁 聪 周有光当时也在重庆,他跟我们也很接近,那个时候大家都向往共产党。当时我到了重庆不到半年,就赶上皖南事变。重庆的共产党疏散了,进步人士又跑去香港。我跟张光宇说,我们刚回来挺热闹,就要回香港么?那个时候唐瑜从仰光回重庆,唐瑜是我们活动的主心骨,我、张光宇就跟唐瑜去了仰光。到了仰光,张光宇一个月就住不下去了,我把他送回香港。后来我的护照要过期了,三个月以后我也从仰光经过新加坡回到香港。在香港我有《大地》画报可以画,也参加了不少话剧团。在报馆里,铜版印刷不方便我们就开了木版印报纸。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我们没有路可以走。我们周围吃了好多炸弹。我就找组织,去了东江纵队。到了东江纵队,一边被国民党包围,一边被日本人包围。我们在里边待了一百天,后来到了桂林,又到了重庆。我花的都是唐瑜的钱,用唐瑜的关系。现在我们依然来往。八一电影制片厂是唐瑜搞起来的。那么老的人物,现在只是一个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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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笔底才情敌万夫(4)
李怀宇 抗战时期你和唐瑜、盛家伦、戴浩他们在重庆“二流堂”的事很有名。
丁 聪 “二流堂”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根本没有这么一个集团。我最早跟电影接触,跟唐瑜结识。唐瑜后来跟潘汉年去武汉,就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唐瑜很早就参加共青团了,从仰光到上海进了电影界,随从潘汉年发传单、坐监牢。唐瑜的哥哥是仰光的华侨,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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