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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序言

我是在1959年认识香奈儿小姐的，她当时已经76岁了。说到她的年龄，我想起了路易丝·德·维尔莫兰①对我的警告：

“永远不要说出一个女人的年龄。”

可可语速很快，你需要慢慢适应她低沉的嗓音。我觉得她的化妆极具进攻性：嘴唇太红，眉毛太黑、太宽。她最初是为了我才这么干的，一个“老太太”，却成天描眉画眼的。她让我不禁想起了我母亲：她比我母亲大两岁。因为她总让我感到局促不安，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在可可·香奈儿公司究竟算干什么的，在她眼里我就是个来自明斯特市②的明斯特人，而她对这个城市又知之甚少，因此她很快就对我信任有加了。

在香奈儿公司我总是紧张地睁大眼睛，而耳朵则伸得更长。进了她的公司就等于进了她的“一言堂”。她说过：“我每天都要简化一些东西，因为我每天都在学习一些东西。哪天我什么都发明不了了，我也就该完蛋了。”她还说过：“我都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得上是个幸福的人。我只对一件事上心，那就是死亡。”

一边说着，她一边用目光死死盯住我，就像用大头针钉住一只昆虫一样：

“您在听吗？您听到我的话了吗？这还不是从我这张损嘴里发出的全部声音，我要说的还多着呢。现在，没人再像以前那样注意我了。过来坐我边儿上来，咱俩会成为朋友的。”

我们对埃菲尔铁塔知道多少呢？我看到的铁塔就是一座纪念碑。美好年代①的狮子座②将可可从她们省的最底层带到了以铁塔闻名的巴黎，她才得以将妇女们从巴贝尔③式紧身衣当中解脱出来，让她们穿上了舒适的平针和粗呢服装。威斯敏斯特公爵④为她从头到脚戴满了珍珠、翡翠和祖母绿。我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说实话我不太在意。我当时担任着《嘉人》⑤的杂志主编，但对时尚却很少过问。我五体投地地听着让·普鲁沃斯特⑥“老板”的左右手、艾尔维·米勒大谈时尚的神秘与时尚的美感，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让我觉得有多了不起。整整5年里，我像个“大腕记者”一样跑遍全世界，尽管不是特别用心，但我也开始消化从华盛顿、柏林、东京、马拉喀什①和德黑兰生吞活剥学来的一切，说出来其实很简单：天下的男男女女都是一样的。但这种“一样”并不能阻止香奈儿成为一名杰出的设计师，很快，你就会了解到这一点。

自从香奈儿小姐从美国回到法国后，艾尔维·米勒就从未停止与她的争吵，这种争吵其实不无危险。老板对她不太感冒，我们总是听香奈儿瓮声瓮气地说她要给女教师们做裙子。

她可是可可·香奈儿呀！当我置身于她的家、她的私人沙龙时，觉得那简直就是阿里巴巴面前的山洞，里面堆满了哥尔孔德②的财宝、科罗曼德尔③的屏风（这样的屏风她有十多扇）、贝壳、乌木、象牙、母鹿（跟真的一样大）和各种尺寸的狮子（她就是狮子座），到处是黄金、水晶球，空气中弥漫着晚香玉的香气，那简直就是拜占庭，简直就是中国皇宫，简直就是托勒密④王治下的古埃及，同时在壁炉装饰镜中映照出来的还有古希腊的万千气象，一座16世纪的维纳斯雕像紧挨着一头神气活现的野猪，还有一块数千年前坠落在蒙古高原上的陨石，所有这一切都在围绕香奈儿大小姐公转，被她调动、被她指挥、被她掌控，可怜地被随意扔在她的麂皮长沙发上，用受伤的…或者伤人的目光看着你。

序言（2）

要是能在这儿生活怎么样？我在梵蒂冈这样自问。在波吉亚⑤家族的房间里，我琢磨着教皇大人刮胡子的时候是否还戴着他的小圆帽。香奈儿在她们家可是从来不摘帽子的，而且，她就算在自己的香奈儿服装展示室里也中规中矩地穿着外套。那天，她戴的是一顶宽边平顶草帽。草帽前面别着一枚硕大的珠宝。身上的套装几乎纯白，用轻柔面料裁成，折着宽宽的金边。我的描述很可能会让我《嘉人》的那些女上司们忍俊不禁。可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她把裙子撩到膝盖上，她的膝盖美丽浑圆，那是一条老式对折裙，她不停地把两个裙角叠过来叠过去，有那么几分钟还把手放在上面。

贴身仆人拿进来一束花。瞥了一眼花束上的名片，她做起了鬼脸：着名摄影师阿维东①。

她撇了撇嘴：“去死吧！”

她让人把那束花拿到隔壁房间。“我只留我喜欢的人送的花，哪怕干了都没事。”

哪儿有花啊？我四处看了看。什么都没有。桌上只有各种药片和维生素药瓶。阿维东是专门为美国的《时尚芭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