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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蓄意而为，他不想看到在抑制儒学科举之后，西北官僚将来仍然只由一个地方出来的‘看才’把持和垄断，‘北衙侍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必须及早防止这种趋势，宁缺勿滥——儒学之所以堕落成为‘道学’，就是因为它在科举和学术上的把持、垄断，以致落到误国误民的地步。究其要害，根本问题在于它长期的独尊与垄断，权力的腐蚀根本就无药可解，恶果滋生的根源不在于儒学本身而在于垄断和封闭——雷瑾并不想看到这种趋势，虽然他自己仍然坚定的走在集权专政的路上。

今日的大事，当然是平虏公接见前方有功将士。

鼓角铮鸣，典礼官高声唱名，昨日赶到猎宫的将士大部分都将安排在此时觐见。

由于此番接见，并非正式大典，平虏公雷瑾此刻也未着蟒腰玉，而是身着甲胄，甲胄也不是战阵上常服的鱼鳞札甲、锁子甲或者鱼鳞重铠，而是在一般军中仪礼场合所服的甲胄。头上的铁盔，顶饰两支天鹅翎，中插一面龙蟠小旗。方领对襟的罩甲上缀鱼鳞甲片，内里穿着曳撒。腰挂一口雁翎刀，刀镡为金十字，刀鞘包着沙鱼皮。这套甲胄，做工精细，虽然是仪礼所用，防御箭矢刀枪却也不下锁子甲，还能特别衬托出一种英武雄壮气概，显得赫赫威严。

无论是军官，还是锐士，这时都以热切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效忠的主君。

军功锐士有自己的一套军功爵制度，也有属于自己的骄傲和荣誉，除非是想去武官学院染一水，改了资序，转做军官/军佐，他们在这时候想的无非也就是：凭着立下的战功，自己能获得‘荣耀金星’呢，还是‘荣誉金星’？虽然在眼下这种场合，‘荣誉金星’的可能甚至是九成九，但是万一能获得第三等的‘荣耀金星’呢？那就是意外之喜了。

而对军官来说，当然是公侯伯子男五等十五阶世袭爵位对他们最有吸引力，但由于西北幕府目前‘尊王攘夷’的立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实际上还要报请京师朝廷‘备案’，战功算下来比较‘一般’的军官，就暂时不用奢望这些世袭爵的封赏了。而雷瑾以及谋士们也认为，在爵位、勋官、散阶、武臣封号等成熟制度之外，再创制一种独属于军官的军功爵制似无必要，因此西北的军官退而求其次，在这个时候心里盘算的，多半也跟锐士们差不多：以自己现在立下的战功或军功，能拿下‘荣耀金星’，还是只能拿到‘荣誉金星’？能不能获赐金刀或者旌、幡？如果能进获第三等的‘荣耀金星’，呃，还是不要想了。

西北军中，原有‘金星’之制，是以‘金星’的大小和多寡，标示职衔差遣的高低，顺带也能看出战功（军功）的大小高低。当然，这种‘金星’是镀金或者丝绣而成。至于‘荣耀金星’与‘荣誉金星’，则是西北近年创立的纪功勋章，各有三等，其正面都是平虏公雷瑾的头像，背记铭文和专属的‘战役纹章’，纯金特制，配以绶带，专门授予有功之将士。中国古有‘旗章’区别名分，《吕氏春秋》谓“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古有‘九旗’，‘常’、‘旗’、‘旜’、‘物’、‘旗’、‘旟’、‘旒’、‘旞’、‘旌’，“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旗，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都建旒，道车建旞，斿车载旌。”，《周礼》的记载其实与欧罗巴的贵族纹章很相似，只是中国自古以来更习惯于使用‘旗章’、‘舆服’（车驾卤簿和居所服饰）以及‘符节印玺’等等区分等级贵贱，而不是使用贵族徽章。不过，这并不妨碍西北幕府接受西洋传教士的建议，使用类似于欧罗巴贵族纹章的徽记作为纪功的勋章，‘荣耀金星’、‘荣誉金星’这两种纪功勋章还与具体的地位、禄米、升迁、荫庇等密切关联，自然为军中将士所看重。除此之外，有功将士还可获赐金刀和旌、幡等物，其实也都算是某种变相的纪功勋章，能获得‘荣耀金星’也未必能同时获得金刀或者旌、幡，其荣耀也实非等闲可比；另外还有几种殊荣，便是‘架阁库图像人物志（颁行天下）’、‘绘图群英阁’、‘勒石镌功’、‘嵌金铜券’、‘绘图麒麟阁’，这里暂且略过不表。

护卫亲军擂动战鼓，画角长鸣。

有功将士一批批沿着红毡趋步上前来，按礼谒见，就在将台前一一参拜，然后由典礼官唱名，在侍卫的引领下，登台受领纪功勋章——在这种场合所授勋章，一般都是次一等的‘荣誉金星’勋章，勿需太过隆重。至于‘荣耀金星’第一等和第二等纪功勋章，明文规定需要三牲奉献，主君率领文武百僚祭告天地四方，举行极为隆重的大典，然后才能授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