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3/4 页)

才认识了一些字。”

他说：“对别人可甭说认识字呀！有人问你，就说不认识。”

我还不理解：“红军教我识字，我们营部那位文书教得可好了。”

他说：“小同志啊，你不懂呀，现在千万不能对别人说认识字啊！你说了实话，有人就怀疑你念过书，家里一定有钱财，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都是我们革命的对象砍掉你这个小脑壳。”说着，他用手掌在我脖颈上抹了一掌。

听了这位红军首长的一番话，联想先前部队文书失踪和保卫局深夜杀人的事，一股凉气从我心底沉到脚板心。读书识字有掉脑袋危险的观念牢牢地在我心里扎了根。我似乎理解了营部文书被保卫局抓走的原因。我感激红军首长的指点，就问他，为什么住牢房。他说，我是一个县委书记，工作没有做好，让保卫局抓起来了。

这位县委书记关进牢房一个多月，我俩渐渐亲密。他对我要求：“小李，你到那儿给我找个高凳行不行？”我也没有多想，就搬来一只高脚木凳。第二天早晨，我去送早饭，牢门紧闭不开，我留了一个心眼儿，没有声张，跑到一边玩去了。转天，牢房门还推不开，我呼喊几声，没有应答，急忙跑去把检察科长找来，大家把牢门撞开，牢房里空荡无人，那只高脚凳子叠架在木床上，后墙的窗户敞开着。

川陕保卫局对那次“逃亡事件”追查了几天，好像有我许多责任，但没有处分我。听他们几个人议论：

“小娃子不懂事，想不到帮人逃跑，算了吧。”

“苦大仇深的孩子，还能杀了他？”

“不让他在保卫局呆着就得啦。”

不久，我和十几名“少年红军”调离通江，去王坪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在红军总医院（1）

从通江去王坪，十几名“小红军”与我同行，川陕保卫局的一名干部带队，关照我们吃宿。红军总医院隐蔽在巴山腹地“世外桃源”，还有十几处分院散布在周围的大山里。

医院政治部张琴秋主任对负责分配的政治干事说：“这几位小同志，你看哪里需要人手，可以调他们去帮助工作，给我留一个小同志。”她用手向我一指，“我就要这个小同志吧！”。

红军医院总部设在一个小山湾的平坝，一处马蹄形的院落，院落前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向附近稍小的民居宅院。马蹄形宅居二十多间房屋，张琴秋的办公室和寝室在“马蹄形”的左端，我睡在右端的房子里，与张琴秋隔天井相望。正房中堂的条案上摆放几块祖宗供牌，其余房间住满了红军伤病员。张琴秋经常在警卫员陪同下，翻山越岭巡视各个分院，留下我一个人看守她的办公室。我也参加医院的护士训练班，学习清洗、换药、包扎、辨认中草药和护理伤病员。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是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张琴秋和医院其他领导动员乡村山间的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

在红军医院，我染上了天花。患病之初，不想吃饭，不想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