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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文字；另一面铸“壹圆”字样，环绕周圈文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币厂造”。

我常常走出川陕保卫局，满城闲走，看一看轧铸银元，再看一看红军的兵工修造枪械。

我几乎天天去修械所玩耍，木板房里的机器使我着迷。大大小小的机器设备有十多台，其中最大的两台机床有两米多长。有些步枪的撞针螺丝人工拧不动，修械工人把步枪放在机器上，机器轻轻地旋转，螺丝就拧开了。工人们常常站在城墙上，隔着通江河向对岸射击，检验修理后的枪械性能。修械所里有一台烧油的动力机，整天嘭嘭地叫唤，大多数机床由壮汉子摇动大飞轮来带动。终于，我忍不住了，向检察科长要求去修械所，科长冷冰冰地说了一句：“小孩子不能去修械所。”

1934年4月，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六路围攻川陕苏区，步步进逼通江。5月1日，通江举行火炬大游行，数万人手持火把，高呼反刘湘反蒋介石口号，行进在通江的大街小巷。

五一大游行后的一天，我正要走出川陕保卫局的大门，忽然天空中传来嗡嗡的音响，响声越来越大，我很惊奇，不知是什么东西这样怪叫，抬头四下搜寻，只见一个黑影唰的一下飞掠过头顶。一抬头，看见天空中落下一个西瓜大小的黑蛋蛋，眨眼间轰地一声在衙门口前爆炸，呼啸的弹片四处飞溅。一块弹片把门楼支撑柱削去一大块。立柱旁的两个哨兵应声倒地。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阵热风扑面袭来，军帽被掀飞，身上的衣服哗哗直抖，我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待硝烟散尽，低头一看，军衣上布满小洞孔，摸一摸胳膊和腿脚，毫无痛感，竟然没有受伤。从四处跑来的老乡见我这副模样，不相信眼前景像，连连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这小娃儿有福气啊！”

国民党飞机轰炸后的20天左右，川陕保卫局撤出通江城，转移到通江东北方向的毛浴镇。毛浴镇坐落通江河旁，千余户的大镇。镇外山崖上石刻着标语“打倒刘湘，赤化全川”。

川陕保卫局驻地设在旧县府衙门，紧临通江城东门，三面高高的围墙护卫，另一面是更加高耸的城墙。保卫局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是党和红军负责安全保卫的专门机构。

在川陕保卫局我经历了“肃反”。“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简称。当时，“肃反”的主要理由是清肃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反革命组织“AB团”。对于“AB团”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我们也不太清楚。

检察科只有四名年龄相仿的“娃娃检察员”。我们除了开会时举个手之外，整日无所事事，打打杂而已。检察科长是江西人，40岁左右，脸色阴沉，整天不笑，令人畏惧。他一个人负责接收“犯人”，指挥警卫战士关押“犯人”和执行死刑命令。牢房的钥匙也由他一人保管。

几乎天天都有从各地押解来的“犯人”，监狱里塞得满满的。保卫局每隔十天八天，处决一批人。每批死囚至少五六人。

长征结束后，延安清算张国焘的罪行，没有涉及保卫局杀人的责任问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肃反”的内幕渐开，我心中疑团才消除。张国焘假借“肃反”之名，清除异己，许多优秀干部和红军将领惨遭杀害，比如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璋、张逸民、刘杞、吴展和曾中生等人。

川陕保卫局的“肃反”并不受战场形势的影响。一天，我呆在“衙门口”观望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只见两位持枪的红军战士押解一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缓步走进保卫局大门。我一看也紧随其后跟进来。

检察科长命令我：“你把他的手枪缴下。”随即，那个人被押入单身牢房。这位红军首长大约处于审查阶段，还享受优待的“待遇”，我每天给他送三餐饭，伙食标准跟川陕保卫局的人员一样，大米饭有肉有菜。他四十来岁，中上身材，说话和蔼可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听不出他是哪个地方的人。牢房的后墙上高高地开一扇小窗户，牢房里只有一张陈旧的木床。牢房门外有一哨兵站岗。尽管关进牢房，他还挺乐观，整天地又能吃又能笑，把我送去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

有时他也和我扯几句闲话。

在川陕保卫局（2）

他问我：“小李在家念了几年书啦？”

我说：“我没念过书。”

他又问：“你怎么不念书呢？”

我说：“我家穷，念不起书。”

他说：“那好，念不起书好！不识字更好！”

我忍不住对他说：“我参加红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