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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事情就变得容易一些了。上海的确像一只睡狮，一旦醒来，就充满活力，连空气里都有机会的气味。上海又像一条家狗，对自己认同的人非常亲切慷慨。

十九世纪初年，来上海的欧洲人在东大名路上开出第一家欧洲式的酒馆，此后一百年，是上海门户洞开的时代，最多时，在上海有十二万常住户口的外国人。他们给上海带来了电话、汽车、染料、贸易、香水、玻璃*、机器、鸦片、咖啡、沙发、照相机和柯达胶卷以及陆陆续续的整个西方文明，还有洒着血污泪水的通向世界之路。一百余年过去，当中经过三十多年中国人对在上海的外国人彻底的清洗，当年东大名路靠近码头的那家酒馆早已不知去向，现在在靠近领事馆区的桃江路的街角，又开了在欧洲流行的爱尔兰酒馆，为现在到上海谋生的六万外国人在远离家乡的夜晚有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可去，去忘记自己到底是在哪里。

隔了四十年再来上海的外国人，为上海带来了投资、计算机、汽车、电话、染料、贸易、香水、广告、电视、可口可乐、西班牙瓷砖、意大利皮鞋、美国大片，还有抗抑郁症的标准药物百忧解。如今这一代人，不像他们的爷爷辈，买一张船票就来了，他们大都特别在北京或者台北学习了中文，能读会说的，还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洗好了脑，更能入乡随俗。在爱尔兰酒馆的楼上很容易能看到下面桌子上的情形，那位刚刚和一个金发女子一起吃了家乡炖肉的先生，结账时接过女子递过来的小钱包，数出人民币来，没有忘记对跑堂的说一句汉语：“我要发票。”

说起来，上海真的是个奇特的城市，当这里的大楼里云集着谋生的外国人，它就是在发展，当在它的街道上只能看到一个金发旅游者端着亲王的架子时，它就凋落了。

爱尔兰人如今在桃江路拐角上的酒馆里唱着他们家乡的歌。一支爱尔兰生来忧伤的曲子从寡淡无味、可在这里大受欢迎的炖羊肉气味里升了起来。

在楼下吧台里面，走出来一个穿厨师服蓄红胡子的人，他把一双特别结实的大手撑在木头柜台上，远远地看着唱歌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那酒馆特别从爱尔兰雇来的面包师傅。为了做地道的爱尔兰面包，老板特别从爱尔兰雇了面包师傅来，就像那些在上海夜校里学出三级厨师证书来的上海小伙子一样。所不同的是，他漂洋过海来，为了那些思乡的胃。而他们漂洋过海而去，是为了留在他乡找到好日子。

楼上的人纷纷围到围栏四周来。他们定是回家换了衣服来的，大多数人穿的是宽松的夹克和外套，但仔细看他们，刮干净的鬓角，修干净的指甲和剪齐的头发，可以想到白天他们笔挺的办公室生涯。还有加了班来不及回家换衣服的，在桌子上用手把领带拉松，像从深水里伸出头来似的，把自己的脖子从紧紧扣了一天的白领子里长长地伸出来。在自己本土穿着最不讲究的德国人，到了上海也天天要小心对待自己的衣服，因为这个地方谁对谁也不知根底，可又势利，要是没有好衣服证明，就是再有一头金发，也要遭人怠慢的。在这里，难得有人看得懂欧洲人随意后面的骄傲。于是，除了办公室里的累，还要加上身体时时刻刻在考究衣服里的累。此刻他们一个个在歌声里握着喝到半残的大玻璃杯子，看着唱歌的人，什么也不说。

正对着唱歌人的那张桌子上，坐着一个看上去像是瑞士人的年轻人和他的中国女友，那中国女孩有一个敏感而骄傲的尖下巴，她和她的情人手缠着手，听他与他的四个欧洲朋友说话。有时她也轻声说些什么，他们笑的时候她也笑了，不是那种一点听不懂话的露水夫妻。只是在他们谈话时，她的脸上有着游离的神情，她加入不进去，只是专心地拨弄着他的手，他的手上没有戒指，她的手上也没有。她的头发染了一点点红色，盖在东方人柔和的脸上，感觉有些不妥。爱尔兰酒馆里的上海女孩，没有专心听歌，也没有专心说话，她们像点点滴滴的油星子，浮在汤的表面。不论到底是为了什么，她们至少是陪伴了那些离乡的人。

一支歌唱完，满屋子掌声和呼啸声。听不出从什么地方，有一个人叫出一个歌名来，唱歌的人点点头，唱起来。一支老歌了，关于航行的。接着，又有人叫出另一支歌来，唱夏天的，渐渐听出来，那些高喊出来的声音，有的说着带外国口音的英语，像是德国人说的，像是法国人说的，像是意大利人说的。一个人要将头伸出去看看下面那唱歌的人，一下子踢到高凳子的腿上，缩着脚轻呼一声：“哦噗斯。”

在歌声回荡的几分钟里，褐色眼睛的新西兰人悄悄收走了女孩面前的空沙拉盘子，女孩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