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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午的几个小时，到外滩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在欧洲，他只要工作四天半，星期五下午，办公室里就不工作了。“挣钱挣疯了。”他说，“我们被上海人同化了，东方人那种工作狂。”

那天是周末，到十一点以后，裘德的酒馆的跑堂的，把桌子都推到一边去，腾出好大的地方，让大家在中间跳舞。外面则停满了亮红灯的出租车，一直排到小花园那里，等从地下上来回家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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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酒馆（1）

雨下湿了方格子的人行道，在路灯下闪着小水洼的光亮，空气冷而潮湿，里面有被又冷又湿的连天小雨淋透了的树皮和落叶的陈腐气味。街上有车子开过去，雪亮的车灯照亮了浮在街道上的雾气。街拐角的地方，有一个爱尔兰酒馆亮着灯，蓝色的窗子上人影憧憧，有一个绿色的后背在门那儿掠过去，那是穿绿衣服的酒保托着大盘子上菜，上面的白瓷钵子上盖着盖子，里面是爱尔兰炖羊肉。那刚刚加完班的人，又冷又乏，眼窝都青了，还没有吃晚饭。

推开门走进去，暖气和着食物的气味迎过来。吧台深处，酒红色的老墙壁和褐色护壁板前面，木酒桶，航海的长望远镜，和几个世纪以前用的航海地图下面，旧旧的鱼网边上，有三个男人坐在高凳子上，一个吹笛，一个拉手风琴，一个抱着吉他，奏出热烈而单纯的爱尔兰舞曲。那里围了一大圈人，找不到桌子坐下，于是都在墙角站着，喝黑啤酒。吧台里面一个金发女子在盛蘑菇沫子浓汤，钵子边上放了爱尔兰黑面包，结实的褐色面包片散发着麦子粗糙的清香。那女子的脸颊和嘴唇鲜丽欲滴，就像从乡村来城市不久的英国姑娘。那穿绿衣服的酒保端着羊肉，咚咚踏着木头楼梯上楼去，楼上的灯光照亮了他已经秃了的、粉红色的头顶。

楼上有人在玩桌球，边上围了一些男人，穿着毛衣或者牛仔衣，手里握着黑啤酒的大玻璃杯子，因为天气的关系，他们白色的脸上开始变得有些苍白了，欧洲人的皮色一旦苍白，就让人觉得他们像要化了的冰山一样。和楼下一样，放眼一望，看见的都是欧洲人，听到的都是英语。

到楼上的围栏那儿，才找到两把凳子落座。安顿下来看到边上靠着一个脖子红红的大胖子，嘴唇上留着麦色小胡子，把快喝光了的啤酒杯子靠在自己的大肚子上，出神地看着人拉那放在腿上的手风琴，一脸落寞而无聊的晦气样子。

你以为这是英国的什么地方？不是，这是一个秋夜，在上海桃江路。从路上不见人的雨夜里走进这地方，真的一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中国。

如今来上海谋生活的欧洲人真的是多起来了。十多年前，上海的外国人大都坐在大玻璃前放了国际旅行社的牌子的汽车上，花花绿绿的，散发着不是花露水的那种香气。在南京路的工艺品商店外面，马路上总会围着一些人看他们，上海人好奇而羡慕地看着他们。那种默默的眼光真的能抹杀人的自知之明，何况人在旅途中，远离了日常生活。于是，就连里面个子小、身体胖、头发少，总之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位，都做出亲王的样子登上车去。我理解他也是不得不这样，要不然所有中国人，包括他自己，全要失望的。外国人太少了，怎么可以不与众不同。现在不同了，现在欧洲人重新找回多年以前他们爷爷这一辈发过财的城市，一个个，一群群，又拎着各种各样的皮箱来到上海。

听说他们对上海有着世代传下来的好感，在他们欧洲的老家，他们可以找到六十年以前长辈从上海带回去的明信片，宽阔的外滩，沿江而立的雕像，就像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而这些明信片，如今在上海已经很难找到了。在家乡的日子里，他们就隐约听到过上海欧洲人的传奇故事：在上海发了财，在上海遇见了心爱的姑娘，在上海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奋斗的机会，在上海过上了高人一等的生活。甚至还有只凭着一张欧洲人的脸和一个贵族头衔，可以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里白住，在上海最美味的餐馆里白吃，而没有人怀疑这个人是否付得清账单，直到几年以后东窗事发。虽然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可听上去还是让欧洲人舒服，像是有个喜剧等着你似的。

爱尔兰酒馆（2）

于是他们就来到上海。来上海，当然为了挣钱。有英国人说他只要能挣到他在英国想要挣的钱，马上就回家，上海的死活不管他什么事。大概来到一个陌生城市谋生的人大都会这么想。可慢慢的，混得不那么好的，就回家去了，真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就不愿意回欧洲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那么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而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