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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为2890亿美元，但到1981年则猛升为10037亿美元。由此可见，1970年开始的房贷资产证券化使美国当时的房贷余额新增了倍。这就是后来被华尔街金融才子们引以为傲的金融创新的榜样作用。

当然，美国住房政策的上述改变，也给美国信贷银行带来了利率风险。主要表现在：住房贷款期限延长到30年后，以前实行的固定利率特点就成为一大问题。这是因为，作为银行金融机构，它必须付给存户们利息，这种利息对银行来说就是成本；银行拿存户的钱贷给居民，居民付给银行的房贷利率则是银行的收入。换句话说，由于客户存款往往是短期存款，那么实际上银行是拿客户的短期存款去以30年固定利率的形式贷给居民，使客户存款与贷出去的房贷在期限上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必然使银行承担着过多破产的风险。所以，当上个世纪70年代末美国利率高涨时，众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因早些年放出的长期固定利率贷款而出现重大亏损，进而倒闭，从而引发了又一场金融危机。

三、在华尔街玩金融游戏（4）

不得不承认，美国人是善于借鉴的。正是那次危机又为美国人的下一轮金融创新奠定了条件。于是，美国在1981年初推出了浮动利率住房贷款，居民可选择逐年浮动、每3年或5年浮动一次等等。这一创新增强了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规避能力，使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各类信贷机构在内的公司更愿意为各种收入阶层的老百姓提供住房贷款。

同时，这种局面也为美国人的另一类金融创新奠定了基础：1983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首次推出了长、中期利率期货，随后又推出利率期货期权。这些所谓的衍生证券再一次为各类信贷机构规避利率风险提供了方便。于是，也就有了我们常人不难理解的这句话：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规避能力越强，它们做各类贷款的能力就会越高。

受此利好，美国的房贷余额从1950年的730亿美元，猛增到2002年底的6万多亿美元，约为美国当时GDP的60％。而美国人此时也就有了“居者有其屋”的得意和豪情。

在此情形之下，美国居民越来越觉得，用不着为买房或其他大的消费而把所有的收入都储蓄下来，而是平均每年拿出自己收入的5％至6％来支付房贷利息。至于其余的，看看美国人的消费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3．证券化的金融游戏

再来看看美国政府在上述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

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国政府也将“居者有其屋”写进了法律，设定为政府要完成的法定目标。如1998年的《居住质量和工作义务法》明确指出：“国家应推进如下目标：……为所有公民提供体面的、负担得起的住房。”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一个住户的年住房开支超出年收入的30％，就属于“住房负担过重”。所以，当通过上述系列性的法律与政策作用后，美国政府也似乎有效完成了“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的居住目标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放开贷款利率的上限和解禁变动利率等为象征的金融开放，美国市场上面对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贷款开始出现，这就是随后将要讲述的“次级住房贷款”。

这种次级债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在美国的住房贷款市场中，次级债不满足政府机构GSES的保险基准，所以其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风险通常都是由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负担。其次，住房贷款的70％是固定利率，而次级贷款的大部分是由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组成。

次级债贷款的普及主要得益于美国住房价格的上涨、证券化的发展和资本不断向住房贷款市场流入的整个大金融环境。这里仅着重阐述一下次级房贷的证券化，其他问题将在随后讨论。

可以认为，证券化的发展是美国次级债能够快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证券化，就是通过金融创新把流动性差的某一资产或资产组合转化为证券的过程。在美国，主要是指那些以SPV①为主的运营机构，把金融机构发行的大量住房贷款捆绑在一起，然后在对这些住房贷款产生的收益提供担保的基础上进行打包并发行新的债券卖给投资者，这些新的债券也称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RMBS），这一过程就是证券化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热，次贷业务量也水涨船高。到了2000年时，民营机构新发行的RMBS已经超过了美国政府机构。

三、在华尔街玩金融游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