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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似对他们的权位颇有影响，因此，他们放弃正面的答辩，却找出中国学生秦邦宪来攻

击我。参加会议的几个监察委员，似以为会议这样发展下去，是不可以的，所以提早宣告停

会。后来监察委员会再也没有找当事人参加，曾作成一个决议，批评中大领导方面的错误。

监察委员会决议虽然拘束力较小，但对米夫来说，无异是重重的打了一记耳光。就因为这件

事，我与米夫的关系，从此更加恶化了。

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为中大问题既然发生很大的隔阂，但彼此为中大学生的处理

问题，仍须在一块儿商量解决。有一次，在共产国际中国部米夫的办公室内，他邀约我们这

些中共代表和他一道开会，他提出一张十几个学生的名单，准备将他们送到西伯利亚的偏僻

地点去作苦工，我立即起而表示抗议，认为将这些所谓不可靠的学生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究竟不是一个好办法。试想，将来许多留俄学生都在苏俄境内不知下落，他们国内的亲友将

发生一些甚么样的感想？为甚么不将他们送回中国去，让他们在中国去表现。如果他们忠实

于中国革命，自然很好；即使他们反动叛变了，在中国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增加几个反动

分子，也不见得就是中共的致命伤。

米夫对于我的发言，似颇不快，但未表示意见。但后来米夫便再也不提出这类问题和我

们商讨了。也许是共产国际的首脑们，为了不愿让苏俄多树敌，支持了我的主张之故，大部

分的学生，后来都陆续被送回国；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事件，相应减少。米夫这种将学生放

逐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的政策，曾引起中国学生某种程度的恐怖感。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当时

在一个军事学校就读；他几乎被这种斗争的空气吓得要发神经病。他从学校中逃出来，坐上

西伯利亚的火车，企图私自回国，他走到中途，被当作逃兵拉回来了。按照当时的苏俄军纪，

是要枪毙的。中共代表团曾向莫斯科的军事机构，表示屈武的逃亡，是出于对斗争的恐怖，

希望从轻处理。后来，屈武曾被监禁多年，到抗战时才被释回国，现在居然成为中共政府的

一位要员。

米夫对中大虽然采取高压政策，有的学生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有的学生被遣送回国；

有的学生送到工厂去做工；但大部分留在学校内学生，仍然反对学校当局和支部局的领导，

斗争没有一天停止过。真正支持米夫的学生，只有陈绍禹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③。其

余一千多名学生，都是站在反对派方面。中共代表团内，对中共各项问题，意见并不相同，

可是对米夫和中大，始终行动一致；这也许是米夫太过可恶了。一九二九年夏季，中大举行

学年总结大会时，又爆发了代表团与米夫之间的一次大斗争。

这次学生大会，瞿秋白曾应邀参加发表演说，在多数学生反支部局领导的热烈气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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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瞿秋白的演说，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这次大会，僵持了三天，不能解决。瞿秋白有

点着急了；他邀请代表团的人员举行会议，要求代表团对中大事件采取一致态度；并请我也

到学生大会中发表同一论调的演说。我同意他和其他代表的主张，经过中大学生的邀请，我

便出席去演说。

我这次演说，着重指斥支部局的领导，没有尊重中共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此，他们

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斗争，没有顾到党内团结的需要。支部局方面没有与中共代表团取

得必要的协调，大多数学生，向代表团陈述他们对学校不满的意见，不能认为不正当，支部

局应采取团结最大多数同学的方针，不应压抑自我批评，造成党员中的分裂现象。我的演说，

除了“二十八宿”以外，一致鼓掌拥护。大会的空气因而愈见激昂了。他们要求改组支部局，

并通过一个决议，批评支部局过去工作方针的不对。

这次学生大会，曾使米夫与柏耶金等，大伤脑筋，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