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部分(第3/4 页)

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转变。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秘书的

毛泽东那次扩大会议后，在上海中共党员会议上发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言论，遭受多

数同志的反对，因而不安于位，托病离开中共中央的工作岗位。这时有好些同志从莫斯科和

巴黎回国，担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陈延年、周恩来、王一飞、任弼时、尹宽等，其中大

多数不满国共现行政策；他们强调中共的独立性。赵世炎还进而问我：“这些同志们多数都

支持你在第三次大会的主张，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变？”

这个严重争执，经过北京区委会的多次讨论，不能解决，终于提到了北京中共党员大会

上，作最后的决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动身，绕道日本北来的时候，在中

共党员的会议席上，赵世炎首先发表了报告，指出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确的，符合中

144／151

…　Page　145…

《我的回忆》第一册

央屡次的指示。他称这是“有远见的独立政策”，并引证中共中央历次的指示和《向导》上

的文章，来支持他的主张。

我继起发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对的是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尤其不愿牺

牲中共的独立发展；但从不反对国共合作，也不赞成中共不适当的反国民党的倾向。同志们

应当珍视国共合作，而且维护中共独立存在与发展并不能与反孙北上相提并论，说我右倾了，

改变初衷更是无槽之谈，继之，我指出这种所谓“有远见的独立政策”本身并不正确。中共

中央只有反对国民党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指示，但却没有反孙北上的主张。我说明孙段张三

角联盟是一种反直系的结合，是一时权宜的策略，不能因为有些国民党右派具有妥协的倾向，

就断定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全体也都这样。我称赞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国民会议和废

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这对北方民众，会发生很好的影响。我承认国民军系的冯玉祥等

具有投机性，但他们既有靠拢国民革命的倾向，我们就不应当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着重指出反孙北上政策的错误，并指出这种政策已经发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多数的国

民党员与跨党的共产主义者和左派发生了分裂的现象，进而引起中共内部的不安。如果过几

天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发现中共采取反对他的行动，将发生难以设想的后果。我要求立

即取消这个计划，改取欢迎孙先生北上的态度；并督促其宣言和主张的实现，反对违背这个

宣言的国民党右派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

这两个相反的意见付表决的结果，我遭受到在北京从未有过的惨败。赵的主张得三十七

票，占压倒多数，支持我的主张只获五票；此外约有十票弃权。但我仍未为这个表决所折服，

并起立要求复议。我指出：这个表决的结果是一种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可能引起国共分裂和

中共内部分裂的严重后果。我要求一面请示中央，一面重新讨论。此时，弃权者也表示支持

我要求复议的主张。

赵世炎目睹支持我的主张者和弃权者多系重要党员，也许是我的发言对他也发生了若干

说服的作用；他以温和的态度表示，多数的主张可能因政治经验不足，发生判断的错误；现

在既已表决，只有哲时执行，但接受我请示中央然后进行复议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之后，一般情势渐渐有利于我的主张了。首先，欢迎孙中山北上的一派在举

行筹备欢迎大会时，到会者竟达五千多人。这不特证明赵世炎在前次报告中所说欢迎孙北上

的人不多之说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觉中共将因此陷于孤立。同时那次因事没有出席的

李大钊先生也极力支持我的主张。在苏俄大使馆任重要工作的艾芬也面告赵世炎，苏俄和共

产国际都赞成孙先生北上。

中共北京区委会在这种形势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辙；但不少同志难免有点丧失颜面的感

觉，于是我再出来做转圜的工作。在另一次党员大会上，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