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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庭，根本违反

共产国际路线。同时，我们两人不满意米夫的控诉，曾大大加深米夫与中共代表团的隔阂。

米夫等虽对我不快意，但也觉得我在中国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当时各校的中国学生，

颇有不安于学习的心理，常要求改良学习状况，或要求派遣回国工作。米夫等有时只好请我

去向学生解释，我认为使学生安心学习是一件应做的事，因此，也乐于接受这种邀请。我常

常在晚间被送到郊外的军事学校，向中国学生们演说，我没有机会详问学生们的情况，只是

鼓励他们安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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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例如当时米夫曾集中中大大部分的女学生，办了一个看护训练班，而且安排在一间陆军

医院中实习。这个班，几乎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因为她们都不愿继续学习，请求回国工作。

当我到达这个训练班和她们四十几个学生举行会谈时，她们纷纷向我诉苦，大意是：没有教

材，没有教员，也没有翻译，根本不能学习，每天只是和女工一样，做些替病人洗伤口、倒

痰盂等工作。我知道这些女生中，有些是出自于国民党要人的家庭，或者在国内过惯了养尊

处优的生活。我曾讥笑她们为小姐脾气，并多方说明看护工作的重要，希望她们继续的艰苦

学习下去。我这篇谈话，居然使她们安静下来了。最后她们一致表示，撤回她们的请求，继

续努力学习。这件事，曾使俄国人认为是奇迹；只有中共的领导者可以做到，他们是万万做

不到的。

因此，中共代表团为留俄学生的事和米夫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米夫从权力观念

出发，绝不愿任何中共的代表去干预学生的事；但问题弄到不能解决的时候，中共代表出来

说话，似对他有极大的帮助。可是他始终没有调整这种关系的意思。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间，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因接到学生们好些控诉，组织一个审查委

员会，审查中大的纠纷。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出席审查的有四五位俄共年长的中央监察委员；

参加作证的为米夫，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和我三人（瞿秋白那时到南俄休假去了）。审查委

员会主席曾拿出一大堆文件，声言这些都是学生们先后控告学校当局的资料，并表示开会的

目的，是要寻找出一个处理的方针。

柏耶金首先起而为学校当局辩护，发表一篇关于中大经历的报告。他大致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