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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

善战。因此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他爱护他的袍

泽，不分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他曾明白表示，第四军将保护中井党员，在武汉分共的紧

急关头，他表明拥护汪精卫，并因此与仍然主张容共的邓演达疏远下去。这似是时势所迫，

不得不赞成和平分共，但反对或不愿纵容那种杀害共党的行为，因强调保护之说。可是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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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卫虽标榜和平反共，人们都觉得和平其名，纵容杀害则为其实。因而人们纷纷猜测张氏究竟

会追随汪精卫到甚么地步。当时与张氏关系较密的俄顾问们，如加仑将军，即对这位难得的

革命军人颇为信任，认为中共可以而且应该与之保持友谊，不应彼此闹翻。

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等所策划的南昌起事，是由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独立

团从四军系统中分裂出来为骨干的，这就意味着与张发奎氏直接冲突。周恩来所持的先发制

人之说，也是不计成败，不顾后果的孤注一掷，挺而走险的做法。加仑将军对之虽没有正面

反对，但他总觉得与张发奎氏所统率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回广东，或进一步实行所谓“南伐”

⒀，胜算将会多些。我和瞿秋白等对于加仑的意见也从未反对过，只对能否实现一点颇有疑

问，并认为叶挺等部能和整个四军一同返粤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如果能减轻与张发

奎氏的冲突更好），束手待毙，将是下策。这就是南昌暴动一触即发时，加仑将军还向中共中

央正式提出和张发奎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粤的由来。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

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内，他告诉我鲍罗庭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莫斯科去，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代表来，名叫罗明那滋，一两天内就要到达。据罗鲍庭告诉他，罗明那

滋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形，素以左倾著称，要我们好好的和他打交道。

接着瞿秋白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庭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

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

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斯基派攻击斯

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

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

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

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

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他还告诉我，鲍罗

庭希望他和我能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由他主持理论的研究，要我主持实际工作。

瞿秋白这些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我觉得在这个紧急关头，不去实际努力挽救中共的

危亡，却在责任问题上勾心斗角，未免太不成话。因而我向他愤怒表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

这次失败的主因，不真诚的去检讨，反而推卸失败责任，是不足为训的。中共中央全体本应

负联带的责任，如果我们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将被一般同志们视为违背道

义，那里还有甚么威信来继续领导。

我们就这一问题作竟夕之谈，除了大事发泄积愤外，今后究竟怎样办是急待解决的大事。

我确是显得激动，大有不再理会共产国际，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则较为冷静，往往乘

机提出些难题，指出我们力不从心，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共产国际。秋白强调他和鲍罗庭的协

议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